一方面将法治化的经济及政治活动准则日常生活化。由此所形成的经济、政治运作方式必然能为个体及社会提供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和有机的秩序，从而使得日常交往活动以至整个日常生活世界的空间范围与社会功能大大缩小。”(23)这样便弱化了日常生活世界，它将退隐为私人领域，达到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相对分离。只有当两个世界相对分离并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整个社会关系才能进入正常稳定的发展之中。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习惯的影响，达到这种局面还需要一个过程。

    因为中国的社会关系的变迁，日常生活世界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重要的是它从未消失过。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日常生活”、“生活世界”同时成为中国哲学和文学关注的重要问题。我认为，中国的作家可能并不是直接地从西方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出发，去透视当代生活的深刻性，而是间接地受到国外理论和作品的诱发，自觉地从前一个僵硬、空洞、被动、单一化的文学创作状态中尽可能地解放出自我，从感性的角度重新认识我们当下的生活，它的血、肉、骨和精神。不论是更为深刻地观察还是痛彻心扉地反省思考，日常生活完全打开的画面卷轴以及其新鲜、生动扑面而来的气息都令人感到振奋，小人物、小题材、历史中的某个小碎片也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反映人性、历史的本质以及现代性等问题。因为它所涉及的生活内容贴近大众，所以更能够形成亲和力，更能够引起共鸣、打动人心。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于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的一些新现象有着不容质疑的内在联系。

    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的“新写实”创作风潮，就与日常生活批判有着惊人的相互映证的效果。新写实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特别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更新了建国以来小说的审美形象，生动呈现出日常生活对于普通人的生存的重要性。“‘新写实’小说在面向日常生活时更多地品尝到个人生存的现实的卑微性，其市民形象表现出若干鲜明的特征。面对日常生活，‘新写实’呈现了理想性与现实性两种不同状况，可以从中发现当今知识分子对世纪初以来的精英传统作痛彻的反省和对市民社会作浪漫畅想的姿态，以及他们面对日常生活所具有的不同价值取向及其背后深厚的文化缘由。”(24)新写实小说中对生活的描述和批判，从日常生活中挖掘深层内涵的视角，正是日常生活批判领域的基本内容之一。进入到90年代中期，曾以形式探索为使命的先锋派作家纷纷面向现实生活，连“启蒙知识分子也放下了架子，开始关注饮食男女，不仅联系现实，也联系历史；不仅涵盖了民族共同体的真实感受，也表达了大时代中生命个体的真实体验。日常生活成为文学进入历史、观察现实、沟通民族和个人的最佳通道。”(25)其次，新历史小说中的“民间化和日常化”倾向同样是建立在作家对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价值发现与开掘的基础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视角对中国传统的历史解释模式的冲击与破坏力量，在新历史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民间价值的追求使得苏童、叶兆言、刘震云、莫言、刘恒、王安忆等作家，在搜集和处理历史题材的过程中，直接将目光投入民间、稗史，“主流历史”被日常情态下的普通人的苦难历程和精神轨迹所取代，即便是帝王将相，也都在还原了的日常语境中剔除其“伟大”的外衣，着重表现其作为“人”的庸常情态，比如苏童的、。相对于史官传统文化，民间立场所表现出的“庸常”、自由、原始欲望，正与疏离精英文化的日常生活中的平凡、随意、本真在精神上相通。民间所代表的社会中下层人的价值追求，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日常生活世界中芸芸众生的价值追求。对日常生活的刻绘、陈述和表现，成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构成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从阿城的到陈忠实的，不论是写文革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