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意识，经济异化，心理与道德的异化，工人与人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及人的本质的异化，他尤其感到，国家或政治的异化是现代日常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中央集权制国家象征着人类异化的神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权利与能力逐渐转变成为一种无名的匿名的官僚机构。因此，人的解放领域或者说代表人类解放真正方向的领域，应该说不是出于国家而是在日常生活中。(15)

    匈牙利女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在继承了马克思、卢卡奇、许茨等人的理论基础上于20世纪60年代末写作，70年代出版的《日常生活》一书，更为系统地阐述了日常生活理论，她不仅为日常生活给出了概念，而且从人的类本质入手，特别关注了两个基本问题：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结构和探寻使现存日常生活人道化的可能性。赫勒认为，“日常生活批判的目的在于通过自由自觉的个体的形成而把日常生活建立为‘为我们存在’。她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为我们存在’：一种是传统的基于对‘有限的成就’的关注而获得‘幸福’，另一种则是现代人所追求的‘有意义的生活’。”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海德格尔的“日常共存的世界”理论不一样，赫勒认为日常生活不是先验的、不可改变的，尽管它有着给定性，但“它是流动的，通过一系列的介质与非日常生活发生着内容互换，如宗教在古代完全是非日常的，而在当代就具有很大的日常生活性质。”与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等同于异化的生活从而全然排斥、否定日常生活不同，赫勒认为“人首先必须满足作为生物物种的存在需要，才能进一步实现作为社会的类的需要。”(16)因而她提出，“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就是要‘是所有人都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变成为他们自己的存在’，并且把地球变成所有人的真正的家园”。(17)中国当代的日常生活理论是在译介西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于80年代末期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学者在仔细考察了西方的日常生活相关理论之后，进一步指出，西方学者日常生活理论尽管表面上看存在着不同的分析角度和较大差异的价值涵盖面，但是在他们的概念理论所涉及的不同生活世界范畴中，“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的、共同的本质规定性，即生活世界从本质上、在根基上表现为一个文化的世界”：“在胡塞尔那里，作为主体(间)性的意义构造的生活世界显而易见是一个文化使节，她所包含的给定的、非课题化的、前科学的、前逻辑的价值、意义、先见等显然只能用文化加以表述；海德格尔所关注的此在的日常共载的世界是主体间以自在、沉沦或异化的方式交往和生存的世界，他突出的主题显然是此在日常生活共在的方式，即生存的特殊模式：列斐伏尔把日常生活界定为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平面，个人是在这个平面或层面上被发现和创造的，其中，人的生成的焦点是基本的生存方式，即文化模式；许茨明确把日常生活世界界定为给定主体间际的世界，界定为一个文化使节和一个意义结构；赫勒在分析作为个体再生产的领域的日常生活时，一直把它视作一种生存和存在的方式，是一种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而哈马贝斯则直接把作为知识储备的文化视作生活世界的基本的构成要素。这些理论家……在最根本的意义上，都把生活世界理解为文化世界。”这说明，“哲学理性关注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的原由不是其外在的、具体的、琐屑的日常生计和活动，而是体现在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日常交往等活动背后的作为人类给定的知识储备、文化先见、价值取向、非课题化的规则体系、传统习惯等等。这样一来，生活世界必然与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与社会历史运行的内在机理紧密相连。”(18)在对西方日常生活理论和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进行了细致地分析之后，中国学者认为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更贴近和适用中国当代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