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可点的地方很多。在追求形式变革的八十年代，当代先锋派小说注重了魔幻，而忽视了现实，阿斯图里亚斯的被忽视，有当时中国具体语境的原因，也有先锋派作家自身认识的原因。雷达先生在《新世纪文学初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走向》(62)一文中谈到回归政治视角的必要与必然。他审慎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虽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难以厘清，但文学终究属于意识形态，是审美意识形态。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一种反拨，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以远离甚至游离政治为高洁。然而物极必反，现在一些作家越来越感到政治视角的缺失对文学的偏废。雷达先生认为，这里，“政治”一词不是狭隘的实用概念，而是一个大概念，更侧重于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既表征为权力的中心，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同时又是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性力量的交汇要冲。政治意识总是历史地沉淀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起着深层的控制作用，作为社会的人很难脱离，作为表现社会的人的文学，同样很难脱离。对政治的权力层面及其文化心理结构的忽视、回避、和淡化势必损伤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大大削弱作品的感染力。从阿斯图里亚斯的创作实践来看，政治视角是他作品的生命线。关注拉美现实，关注拉美沉默的大多数的利益，他的喉舌主张是对象牙塔文学的一个有力的反拨。拉美文学的发展也证明了这种文学主张的历史必然性。二十世纪初拉美具有明显社会倾向的作家开始背叛十九世纪以来追随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作家，墨西哥现代主义诗人恩里克-贡萨莱斯-马丁内斯以一首《扭断天鹅的脖子》对粗糙的浪漫主义起到了反拨的作用，拉美作家不再追随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不再为风花雪月的文学着迷，而是将新大陆面临的问题放到了首位。这一文学事件，曾被戏称为“给了风花雪月的文学一记耳光”。拉美文学随后的辉煌跟这个事件显然有关，这是否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启发呢？拉美的先锋小说是在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拉美作家认识到立足本土的重要性，不再盲目仿效，而是把新的文学技巧与拉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拉美文学独特的社会视角和对文学形式实验的热忱。正是这种结合才使拉美作家立于不败之地。

    为什么我们的文学接受忽略了阿斯图里亚斯和他的同道在现实关注上的力度？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阿斯图里亚斯的创作倾向校正了“魔幻”的无边无际性，将魔幻与拉美的独特现实紧密结合。他的努力说明，即使再超脱的文学，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生活的现实根基。社会历史批评视野是文学的一翼，在文学上，任何拔地而起的愿望都是不可能的。西班牙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在《虚构颂》中说作为虚构机器的文学依靠两个柱石，那是使文学作品具有价值的必不可少的支架，即审美柱石和道德态度。审美柱石要求故事(或诗、悲剧、喜剧)一定要保持在最低质量标准之上，因为在那标准之下的是一个次文学世界，那里的创作是很难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的。而道德态度则是审美品质的一个补充，他认为道德前提是使文学作品真正与虚构的职能相符的要素。文学虚构注定要同时射中道德直觉及审美责任之的，因为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具有一种可以接受的意义，而不至于变成昙花一现的时髦或瞬息万变的大杂烩。“由于人类历史是曲折变化的，所以无论道德直觉或审美意识都很难超前于历史。有些作者捕捉集体情感相当敏锐，所以成了大众潮流的杰出代表，这些作者赋予了他们的作品某种条件反射式的特征，另外一些作家则与此不同，他们肩负起费力地而且常常是不太受欢迎的任务——沿着那条或许同样走不通的道路，去进一步提高自由与人的创造性。”“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文学才履行了它的职能——与它的带有人性标记的责任完全合拍的职能。”“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