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生活中一个重要现实，正视这个现实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把它绝对化，把它置于生活的绝对统治地位当然不可取，也不符合人类进化的实际。卡夫卡的前半部分充满了危机感、压抑感和恐惧感，但小说后半部分却由于军官的乖张行为而消解了这种种感觉，让读者开始思索刑罚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中处于什么地位才是恰到好处。而余华的《一九八六年》整个作品都充满了危机感、压抑感和恐惧感，妻子和女儿的冷漠更增强了这种感觉。中军官和旅行者形成了一种对话张力，前任司令官和现任司令官之间也形成一种对峙的关系，这使刑罚的残酷性蔓延得到抑制。而《一九八六年》中缺少这样一个视角，被漫无边际的酷刑所淹没的当年的历史教员、如今的疯子与周围的看客们是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也可以说毫无关系。最终作品流于对酷刑的再现，而缺少一种人文和人道的观照。

    奥斯丁-沃伦对作了一种宗教解读，他认为卡夫卡用“一本正经的语气描述一种复杂的惩罚方法，‘开明的人’已经不相信它了，只是由于一个旧人员的忠诚，它才得以苟延残喘，这个旧人员并不十分懂得它，也不会修理它。叙述是从旅行家的角度出发的，记录他之所见，他被自己看到的事震惊了。”(18)旅行者的所见所闻说明这样的事并不是常态社会机制中常见的现象，旧军官的热心表明他自己也是该被丢弃的历史遗迹。但作者又赋予机器一种象征寓意，刑罚机器不仅仅是机器，它还是一种代言，联系犹太教中上帝形象的塑造，我们似乎可以断言，这个刑罚机器甚至是上帝形象的现实表现。于是作者通过旅行者的口谈到了老司令官的预言和老司令官的诅咒，老司令官已经死了，他的事业后继乏人。(19)老司令官的形象正是古老宗教势力衰微的表征，卡夫卡作品的宗教解读也使作品的内在张力大大延展。作为一个富于解读性的作家，卡夫卡的每一部作品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吸引人的故事。在给勃罗德的一封信中，卡夫卡把作家称为人类的替罪羊(20)。作家肩负人类的罪过，为他们受苦，让他们放肆地去犯罪。［奥地利］瓦尔特-h-索克尔的《弗兰兹-卡夫卡》一文也谈到的人类学思考。“替罪羊的思想导致卡夫卡对当时的人类学研究和在欧洲大陆变得令人瞩目的第一次集权主义倾向也获得了类似的洞察力。卡夫卡作品中的人类学含义和政治学含义在中最为明显。在军官关于流放地历史的报告中，受害者遭到的折麽和垂死前的逐渐变形被描写成一种社团礼拜的仪式。卡夫卡无疑把人类学的发现记在脑中，描绘出为了社团的利益和启迪而牺牲掉的人类替罪羊。另一方面，‘洗脑’的对象被动员得高高兴兴地赞同自己的毁灭，‘洗脑’显然类似于一次世界大战中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非理性主义(写于大战爆发后两个月)以及刚开始形成的集权主义。”(21)在敏锐预言欧洲现实的同时，也显示了卡夫卡全部作品的自传性，“无论卡夫卡作品中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含义多么富有趣味和成效——它们当然是不可低估的——我们却绝不能忽略其内心自传的意义，因为正是它引起和形成所有其他意义的。卡夫卡的伟大在于他那种以个人写世界，以世界写个人的非同凡响的能力。含义的多样性使他创造的每一个形象都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启示性。在流放地里围绕着垂死犯人的社团性节日气氛是犯人内在洞明的外在对应物。这气氛也延伸了盖奥尔格-本德曼和格里高尔-萨姆萨生命结局中明显的个人性。盖奥尔格-本德曼可以说是死于城市生活中心一条热闹的大道下面。格里高尔-萨姆萨在死后曾一度成为全家悄然注目的中心，这个情景的安排预示了两年后中对死的社团礼拜。”(22)

    《往事与刑罚》中的刑罚专家怎么看怎么像中的那个军官，从他对刑罚的痴迷，从他为实验刑罚所做的种种努力，甚至从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