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便一目了然了。这场讨论持续了近四年之久，直到1996年才平息。参加讨论的不仅仅是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还有很多学者，甚至是多学科的学者。陈思和在论述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时说：“人文精神意指知识分子的‘道统’”“一种人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人文精神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对它不可能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存在”(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立场来看，陈思和的这种知识分子立场是一种调和，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张汝伦从哲学的终极意义上认为“人文精神的核心是‘自由’”。在《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里，王彬彬等则强调“人文精神在宗教精神的超越意义层面上的批判与否定精神”。严伟时综合了学界关于“人文精神”概念的讨论。提出“人文精神有以下5个要素：重视终极追求；高扬人的价值；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谋求个性解放；坚持理性。”卢英平则说：“以我理解，所谓人文精神，就是知识分子，或是人文知识分子治学处世的原则和精神”。

    王晓明在编辑《人文精神寻思录》一书时，对这场讨论进行了七个方面的总结：“一、我们今天置身的文化现实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它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二、作为这种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缩，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正是其触目的表现；三，之所以如此，从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的自身原因讲，就在于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在基本的信仰和认同上两手空空，甚至都不觉察自己的两手空空；四、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这种普遍的精神失据，并非仅由他们自己所造成，也绝非仅是最近这十年所造成，而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中，由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因素合力造成的；五、惟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真正摆脱这样的失据状态，就也绝非一个短时期能够做到，它很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六，作为这个努力的开端，讨论者们特别愿意来提倡一种关注人生和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培植和发展内心的价值需求，并且努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实践这种需求的精神，他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就是‘人文精神’；七、既然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它的实践就自然会成为一个不断生长、日益丰富的过程，一个通过个人性和差异性来体现普遍性的过程，真正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充沛活力。”(15)显然，王晓明的立场是精英知识分子。他把知识分子与文化人进行了分离，便使得知识分子无形中承担了一种使命，那就是对“人文精神”的“实践”的使命。

    能够践行这一使命的作家似乎很少。张承志、张炜、李锐、韩少功等是这场讨论中凸现出来的晨星，也是精英知识分子立场的捍卫者。他们陆续写了《以笔为旗》、《清洁的精神》、《无援的思想》(张承志)《融入野地》、《抵抗的习惯》、《忧愤的归途》(张炜)、、(韩少功)、《艰难的理想和理想的艰难》、《谁的人类》、《旷日持久的煎熬》、《无言者的悲哀》(李锐)等一系列的文章，公开阐明自己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

    相反，王蒙、王朔、张颐武等则对人文精神提出质疑。作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张颐武曾对人文精神的倡导质发出质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自虐(16)。王朔的语言很尖刻，他对知识分子立场和人文精神都进行了“痞子”式的嘲讽。不难看出，王朔心目中的世界是金钱居统治地位的世界。王彬彬和王蒙的争论在这场讨论中也是一个焦点。王彬彬的《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17)中将王蒙直接当作顺时应势而且左右逢源的案例进行批评，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