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生活，展现了那里独特的民风民俗民情及民间生存伦理和规范。《受戒》对小英子和小和尚明海纯美爱情的描绘表现了质朴自然的人性，作家人为地将现实社会悬置起来，把笔触深入到存在的本真处寻找生命的价值意义，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他的小说细致入微地考察了故乡高邮市镇的住居、饮食、衣着、言语、交际方式、婚丧节庆礼仪、宗教信仰等等，极大地拓展了文革以来文学表现的空间。他的小说呈现的是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他用简洁质朴的散文化笔法抒写乡镇民间生活的美和健康的人性，他善于发现民间独特的生命活力，善于表现普通人内在的欢乐，他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14)，他的艺术追求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京派作家的艺术追求有着精神旨趣上内在的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说汪曾祺的小说接续了沈从文的文学选择和审美追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郑万隆笔下的黑龙江边陲的山村，乌热尔图的鄂温克族生活等，都可汇入“寻根”所诱发的民俗风情叙述潮流中。其次，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民俗风味小说”，如邓友梅笔下的北京，冯骥才的“津门系列”，陆文夫的苏州小巷等，对城市生活和风俗沿革的考察是广泛而深入的，对普通市民言语、心理、情感、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的刻画，细微而又传神，带有明显的寻根特征。

    寻根作家在思想倾向和价值评估上，较之伤痕、反思和改革作家们要复杂暧昧许多，他们在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的孺慕之后，开始了反思，开始对“不规范”的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在创作中展现野史、传说、民歌、偏远地区的民风民俗中的文化蕴藉，挖掘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的文化精髓，而对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规范”的体制化传统，则持批判、拒斥的态度，从而接续了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传统。

    阿城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984年，以知青生活为题材，作者却有意淡化了故事发生的政治时代特征，消解了社会矛盾，从人的基本生存层面(吃)和精神层面(下棋)来表现普通人在“文革”中的生活。王一生是一个天生柔弱的知识青年，他对吃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吃是生存之需，是基本的生存欲望，而下棋则是他的精神需要，是他对自身的一种精神修炼。他是一个被政治和时代边缘化的人，内心又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要想在政治风浪中站稳脚跟，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只有保持自身精神的平衡，而下棋正是保持内心平衡、适应外界各种变化的一种方式，于是下棋成为王一生生命存在的方式。当王一生战胜曾经的县冠军成为棋王时，他已经成为一座雕塑，有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下棋”成为生命力的展现，他通过“下棋”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他的人生哲学是中国道家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具体表现是：不随流，不合污，矢志弥坚，操守如一，超然于世，解忧散怀，寄情养性，凝神遐思，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等。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显示了内在的充分自由性，小说蕴含着作者对自由境界和不受约束的自由人格的自觉追求，折射出了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人们自觉超越的良好意愿。小说对人物“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的极力渲染，本身就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性，那种看似纯然的出世精神蕴含着他们自我价值实现的强烈欲望，小说用“王一生”这一略显极端的人物表达了自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理想精神的尝试与探索，把道家思想作为人们在“乱世”中超越世俗生活的凭藉。

    韩少功作为寻根文学的倡导者，在他的《归去来》、、《女女女》等小说中实践着他的理论主张，他善于以强烈的“寻根”意识和扑朔迷离的形式感来发掘人性中的惰性和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在中，他塑造了丙崽这一文化意象，丙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