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掀起了一次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变革。许多敏感的作家都对拥有土地支配权后的农民生产方式与精神世界的变化进行了广泛的关注。有论者认为《黑娃照相》和《陈奂生上城》中农民形象的改变是“由于经济上的变化而带来精神上极大振奋”(6)阎纲认为陈奂生就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民的美质和弱点的一面镜子”，(7)但高晓声自己却认为主人公陈奂生“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8)他始终专注于普通农民在物质与精神生活变化过程中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相对滞后的现实，没有一味地应和主流话语的现代性期盼与想象，因为精神的现代性与农民物质生活的富足并不是同步的，普通农民的生存境遇和文化心理被某些书写者用现代性话语图解并叙述着。《鲁班的子孙》中，作者对新旧伦理的冲突和矛盾进行了细致而又深刻的揭示，小说中的老木匠并不排斥小木匠的现代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他也承认“机器干活快”，“抽袋烟的工夫干的活足够两个壮木匠干一整天”；但是，他不能接受的是小木匠的“谁富谁有理”的现代价值理念，这种建立在“商品交换原则”之上的现代伦理观念与老木匠传统的价值伦理观念严重背离，老木匠笃信坚守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他相信“人哪，走到哪一步都得讲良心”。这种价值伦理的内在冲突构成了小说的内在张力，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曾镇南认为“《鲁班的子孙》存在着为了宣泄作者道德方面的主观义愤而牺牲了社会冲突孕含着的历史内容的缺点。也就是说，作者在表现他纯洁竣烈的道德感的同时，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稍稍失去了历史感”。(9)那时受指责的地方，现在看来恰恰是小说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所在，世纪末以来，道德沦丧所带来的精神困惑和社会问题让我们痛惜之余更感无奈和无力，文学也开始关注，难道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一定要以道德沦丧、精神迷失为代价吗？这与改革之初的急功近利和改革文学的缺乏质疑精神和反思意识难道就没有任何关系吗？改革文学在推动改革进程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影响了人心的变化。传统乡土伦理与现代西方伦理如何对话，改革文学的选择在今天看来确实有点急功近利。

    改革激发了人们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铁凝的《哦，香雪》、路遥的、何士光的《乡场上》等作品都表现了人们对新生活的热切向往，对现代化的美好想象，但改革带来的人们内心世界与精神层面的变化，以及农村人思维模式的变化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说被有意识地忽略或悬置了，寻根文学虽有校正的愿望，但隐晦的表述方式与作品思想力度的欠缺却无法抵挡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给人的强大诱惑，世俗化浪潮和新写实对世俗人生的肯定让人倍感亲近，并很快融入到追逐物质的虚假的现代化图景之中。

    改革文学中，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相互交错，当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是神圣的，它必然地与代表现代化的科学理性相结合，并最终战胜集体的或区域的利益()；集体处在国家与个人的夹缝之中，那时的作家还缺乏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来质疑“国家”，于是在叙述中巧妙地将集体的对立面转换为假借国家名义徇己之私的个人，或者是障国家耳目、玩弄权术的小人(如《燕赵悲歌》、《赵镢头的遗嘱》等)。高晓声和何士光的创作是“侧面描写改革的作品”，“更注重改革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普通人精神生活领域的影响”。改革文学基本的叙事模式是“改革—保守”、“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改革的价值体系构成是国家意志(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与四个现代化的美好前景的描画)、科学、理性、效率等，改革英雄代表的是国家意志，他们的英雄品格是国家赋予的，改革的英雄壮举是国家支持或默许的，国家在改革文学叙述中始终是隐含在文本背后的最高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