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性记忆改造、充实、丰富了历史记忆，但伤痕文学的发展繁荣却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某些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关系密切。

    “伤痕文学”并不是作家们自己的命名，而是评论者对作品的形象概括，对于伤痕文学的争论始终存在。1979年6月号的《河北文艺》上发表了李剑的《歌德与“缺德”》，对伤痕文学做了不合适宜的批判，而且沿用了文革期间的“大批判形式”，颇有文革余韵，文章把写“伤痕”、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阴暗面斥责为“缺德”，认为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歌德，如果不“歌德”就是“缺德”，就是“怀着阶级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文章引起文艺界的争论，有赞成李剑观点的，也有反驳的，反驳的文章也不乏大字报风格的甚至有带政治帽子的。这一事件的最后平息有赖于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所做的批示，胡耀邦一直努力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评论。1980年，李剑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他发表于《湛江文艺》1980年第6期的小说《醉入花丛》，用女红卫兵叶丽的悲惨人生和茫然无助来表达自己对于文革的反思。小说发表后，上海、北京文艺界对之大加挞伐，1981年第19期的《中国青年》发表署名“华铭”的评论文章《评〈醉入花丛〉》，以说理的方式对李剑的小说进行了理性的批评。当年10月13日，胡耀邦对该评论作出批示，倡导“恰如其分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艺批评风气”，即要在文艺界倡导民主的文学批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胡耀邦的这两次批示对新时期重建民主的文艺批评至关重要，民主的、说理的学术氛围的形成与胡耀邦同志的倡导关系密切。文革后的一段时间，政治权力和文学精神互为声援的局面对新时期文学的复苏和繁荣是有益的，但是这种局面是短暂的，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恢复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逐渐在创作中回归，文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去，随后被称为“改革文学”的文学现象就是作家们对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的热情讴歌和干预现实的批判精神的表现。而反思文学却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暗示或默许下形成为思潮的，寻根更是先有理论倡导，而后有创作实绩的。

    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部分作品直接反映十年动乱中的苦难、抗争和各种人物的悲剧命运，主人公几乎都是无辜的受害者，而施害者自然是极“左”的政治路线和势力，或者是那些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被当作清算对象，这种声讨与控诉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和感伤情调，有时甚至充满愤怒。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那么多文艺作品表现个人在社会上所受到的摧残和迫害，以至于有人说伤痕文学的出现结束了建国以来文学“非人”的历史，(这里的人指的是个体的人)唤醒了人们对灾难的记忆，以及人与生俱来的同情心。伤痕文学艺术上的粗糙、直露，思想批判上的感性层面，及其对受难者受难原因阐释的简单化等，都限制了它的文学成就，致使许多作品写到了人而未触及到人性的纵深处，当然，对一些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清算“四人帮”的主流政治和时代精神的影响，有些作品潜藏在悲情故事下的思想文化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阐释和解读，比如郑义的就触及到了当代红色教育的负面作用，及其对青年身心的伤害，激进政治如何扼杀青年纯洁美好的爱情，剿杀他们单纯质朴的人性，以暴力的方式剥夺了他们生存和思考的权利，走向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反面。中的王晓华在母亲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之间作出了坚定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盲目轻信，或者说极左思潮的毒害，一方面是由于她人性中趋利避害(自私、功利)的意识在起作用。今天看来，小说所揭示的王晓华人性被严重扭曲变形的心灵故事比小说外在的政治历史批判结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