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文的“人”的发现

    第四次人的发现表现在人文的人的发现、日常的人的发现、爱与宽容的人的发现、生态的人的发现、神性的人的发现五个方面。

    20世纪80年代末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理想主义和新启蒙思潮受挫，90年代初，商业化、庸俗化、任逍遥潮流来势汹涌，用王晓明的话说，“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是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缺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匾乏，等等，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很差。”(6)危机不是这时候才出现，但人们对此问题关注的深度和广度在这时候最为凸显，于是，就有了历时五六年的人文精神的讨论。这个讨论实际上关乎一次重要的人的发现。这一发现是发现了人与人文内在精神的紧密关系，发现了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准和尺度，不是发现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人文精神之富有和在人生实践中之贯穿，而是发现其缺乏。

    陈思和等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人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7)；王晓明等认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失落了，必须重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因素应该被继承，应该与现代人生接轨(8)；王蒙等认为中国历史素来缺乏人文精神，本来没有，何谈失落，即便是有，也只是被阉割的伪人文精神，当下的要务是寻找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和终极关怀(9)；李泽厚等说，文化商业化潮流并不单纯是坏事，而是正好可以消解强硬意识形态包裹中的伪人文精神(10)；张汝伦等认为，应该注重自由思想的培育(11)；有人说，“痞子”作品也反应普通人的辛酸与苦痛，如果以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衡量之，以某种固定标准要求之，也可能导致潜意识中的“文化专制主义”；(12)有人认为需要人伦重建、情感重建、信仰重建与价值重建。(13)

    这一发现究竟抓住了什么？王蒙说：“现在说的人文精神究竟是指什么呢？指人道主义？文艺复兴式的从‘神权’中把人特别是把个人解放出来？指东方道德的四方八维？指‘四个第一’，‘八项作风’？还是干脆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四有’新人的培养？”(14)。发现者是想抓住人，发现了人的内在精神方面的缺憾，发现了人的本质要素的沦丧，发现了人珍贵品质的失落，或者发现人还未达到或未拥有健全精神指标，想抓住已有的不让其沦丧，或向上提升使人达到标准高度。发现的核心，是人之为人的良性精神要素。

    发现的一个起因“是90年代的中国现实，是对于伴随着市场经济和经商大潮而兴起的负面现象：拜金主义、见利忘义、理想沦丧、道德解体等问题的审视。用一种经典性表述，就是对于金钱的关怀远远大于对精神的关怀。”(15)这一起因及相关认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野中颇有特色。

    人文精神讨论末叶，赵毅衡在一篇不经意的文章中轻描淡写地说，近来很多人谈论人文精神或人文重建，基本上针对当下市场经济大潮中“物欲横流”、“自我主义”、“低俗”、“痞子”、“赤裸裸”而惶恐人文精神沦丧，或渴望人文精神重建。赵毅衡说，如果这样表述，讨论的起因和诉向就矛盾了，他说，如果寻找源头探究原本理论意义上的人文精神，那么，理论上的人文精神追求的基本要素恰恰就是“人欲横流”、“低俗”、“赤裸裸”、“自我中心”，历史中，人文主义是叛逆宗教秩序之神圣、庄严、崇高等而追逐世俗、人性和物质，消解永恒、绝对和无限而拥抱暂时、相对和有限的，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