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启蒙后果明显地表现在观念和形态的各个方面，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仿吾的《新文学之使命》、郭沫若的《我们的新文学运动》、郑振铎的《光明运动的开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到1966年2月江青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明显的主线是，以明确理性作为判别一切概念、法则、艺术及文本的标准，不断表达独特的解释形态，怀疑和推翻过去的一切，彻底否定别人的和历史的一切，在整个世界的所有事情上都一定要推倒重来，自己的解释形态就是把事物置于机械和数理的绝对法则之下，彻底规定，绝对量化，绝对不容忍心灵的或折中的或朦胧的意念和表达。在新中国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当周扬宣布新的社会的文艺的方向是毛主席的方向，主体、人物、语言、形式都被确定无疑地标准化时，人们感觉到了强制和文学之外的逼压，人们甚至说，过于严酷的规定似乎使文学的发展与“五四”启蒙的主题背离了，或者说，“五四”启蒙的主体被中断了。但事实上，就内在实质而言，极端的理性主义、否定一切、坚持单一机械的标准等，完全是启蒙主义的基本思想。周扬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论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如何把握“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周扬说，就是彻底执行新的“宣传政策”，成为实现新的目标任务的工具，以文艺配合政治斗争(15)，完全一致的观点，彻底统一的标准，丝毫不敢马虎的专一。

    郭沫若的实际上是典型的启蒙主义宣扬，《天狗》说，“我是一条天狗”，“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的我要爆了”，基本的意思是，我要横扫一切，包括横扫我自己。《凤凰涅槃》说，“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整个世界没有好地方，西方是屠场，东方是囚牢，南方是坟墓，北方是地狱，所以说，干脆把它一把火烧掉。这样的被几乎所有后人和研究者用肯定和赞赏的口气提说的“自我夸大狂”，(16)完全的怀疑主义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表面上在为理想奋斗，实际上在与绝望赛跑，是用火灭火，用水治水，饮鸠止渴。

    文革末期，新旧时代转换过程中出现了让很多人欢欣鼓舞的《天安门诗抄》，但从内在精神品质看，《天安门诗抄》只不过贯穿了否定、仇恨和斗争，同样是以恶战恶，用火灭火。

    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思潮运动，与启蒙主义思想贯穿其中的俄国的革命、德国的革命、法国的革命有相似的内在逻辑。启蒙主义思潮的酝酿和流动最终形成的爆发点就是社会的大行动。诗人激情昂扬地呼吁，把旧世界一把火烧了。诗人说，要斗争，要毁灭，要颠覆，要死亡。诗人只不过是诗人，他只会发出声音，只在那儿呼喊。政治人物出来了，他说，好吧，把旧世界一把火给烧了，要斗争，要毁灭，要颠覆，要死亡。政治人物说，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进行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政治人物说，不能只在口头上说说，而是要按计划，各省、各县、各公社、各大队、各生产队、各家庭、各个人都要把旧世界一把火烧了，要烧掉旧建筑、旧人物、旧思想、旧书籍、旧一切，要广泛发动群众，要烧得彻底，要残酷斗争、要无情打击，要斗争，要毁灭，要颠覆，要死亡。政治人物不是在口头上呐喊几声，呼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