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成长的过程中，无一不受到两股力量的强力挤压。

    力量的第一个来源在于成本，我们知道的是，制造业需要原料、需要资源，而在资源行业中，国有资本是当之无愧的垄断者，这就意味着成本压迫的生成——几乎在所有的原材料供应上，民营企业都必须听任摆布，既没有任何的议价能力，在制度上也不存在这种权利。简单说，无论这些必要的供应要价多少，民营企业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接受。

    力量的第二个来源在于财政上的扶持。

    民营企业贷款难、贷款利息高、还贷日期短的现状，几乎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比这更严重的是，每当经济衰退、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为了保证国有企业不至于有“断粮”之虞，无论是国有四大行，还是一干中小地方性银行，无不齐刷刷地抛弃民营企业，将资金节省下来保证国有企业的正常运转。

    这是一个令人难于理解的现实，其难点就在于，当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内因与外因双双遭遇困局的时候，我们却仍旧不愿意做出改变。

    众所周知的是，由“中国制造”引发的外贸拉动，与房地产业构成的内部刺激，是保证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内屡创增长奇迹的关键所在，然而，当外贸受到次贷危机影响而萎缩不振时，当房地产业的泡沫注定要走向破碎的时候，当我们已经失去了经济增长动力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做出改变，为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开辟新路。

    在“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与“提升产业集中度”这两大计划的作用下，极有可能发生的是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也就是说，那些本已丧失了竞争优势的国有企业，会更容易地享受到各种政策带来的红利，将国家垄断进一步深化下去，留给中小民营企业的将是更小的生存空间。

    在我们的期盼中，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做法是，给那些有意愿、有项目的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那些存在着梦想的中小企业在竞争过程中与国有企业站到同一起点。

    正如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那样，由一场长达上百年的公平市场竞争，最终带来了市场结构的高度集中，其优秀企业的竞争力，无一不从竞争中获得，反过来，企图凭借人为赋予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以垄断特权，最终实现产业集中度的方案，无疑是走错了路。

    当这场空前却未必绝后的大危机过去之后，我们变革的重点应当在于创造一个公平的商业环境，这是我们的期盼所在，更是一个商业社会应当遵守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