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从一个正常人一觉醒来变身为一只巨大的虫子开始，纳博科夫提醒我们还试着图绘出来，不是扁平蟑螂式的，而是鼓鼓的甲虫模样，而且并未发现有一对翅膀，整个世界遂拐入噩梦之中怪诞起来，光天化日之下一个“黑白两色的故事”。但我们得注意，造成如此噩梦的化学变化，其实只有一个点改变，那就是主人公格里高利·萨姆沙这个平凡的小推销员变成了虫子，其他所有一切完全不动仍如日升月落照常运行。他的父母、他的妹妹、他家的帮佣乃至于所有人没有尖叫、夺门而出或开枪打他，他们仍知道他是格里高利，毋宁只像是他染了某种羞耻的怪病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般对待他，比方说他父亲曾用苹果扔他，为的是把他给赶回房间里不要在客厅，其中一个苹果还嵌进他虫子身体里腐烂掉；而格里高利自己也“仍然属于人的头脑设想而由昆虫的身体来行动”，他学着怎么翻身，怎么下床，怎么使用他新的脚、新的身体和新的生理本能和需求生活下去。

    卡夫卡真的冷静到极点，冷静到冷酷乃至于虚无的地步。这种冷酷或虚无对自己比对他者的成分多——小说书写者之于他笔下、他创造的人物的情感，不管实际上和他本人相距多远差异多大，除非他本来就设定要攻击、影射某人，否则很奇怪地总有某种自省自惩的成分，也因此这样的冷酷虚无往往包含着某种勇气在内。

    我们常说“视角改变”这话，但可真的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视角改变是怎么回事。这甚至已是活体实验了，所有的东西都严格地控制不动，只放入一个异常的元素，那就是一个人变成了一只虫子这事，然后不眨眼地观看并记录下来由此发生的变化，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读数……

    如果所有人一起变化，每一个人都成了虫子，那就不存在什么视角改变了，那叫做演化，是昆虫研究，像我们在国家地理频道很容易看到的。

    今天，卡夫卡不无讽刺地已经成为某种巨大的存在，或至少是内行人时尚名牌的存在，像观光客到布拉格总要到此一游地买件有他名字或高反差肖像的t恤穿身上一样，日本的大情调作家村上春树也弄了一件披在他那本怎么看也没一丝卡夫卡的拙劣小说身上(卡夫卡若还在，可考虑告他妨碍名誉或加重毁谤)。但我们说，在如今这么个习于胡思乱想的书写时代，想像出一个人睡醒过来变成一只虫这困难吗？或者说这哪一点独特哪一点勇敢呢？显然这不是可让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一干顶级书写者惊异乃至于叹服的理由。困难不在于人变成虫(所以卡夫卡交都不交代何以至此)，而是人变成虫然后呢？格里高利单独地、切线般地由“正常”的世界飞离出去，而世界留在了原地，这个世界作用于他的引力因此有机地而且连续性地起了变动，但仍然存在，仍约束着他，时时试图将他拉扯回经验的、可感的、一般人的此一世界里来。原来的平衡和稳定破坏掉了，我们初次察觉眼前的一切动起来了，而且察觉这原来就是动着的，并且从其移动中(不是剧变的，而是拮抗的，再加上卡夫卡仿佛用慢镜头播放它)同时察觉出脱离和拉扯这两股力量的存在及其交互作用的震动痉挛，我们于是也发现了危险，因为所谓的平衡稳定就算不是错觉，也只是暂时的、是脆弱不堪的。我们仿佛跟着格里高利从沉睡中醒来，尽管没跟他一样变成一只虫，我们的清醒带着晕眩，出现了重影，好像叠合了人的双眼和虫子的复眼，因此真正怪诞真正恐怖的不是眼前有一只“狗一样大小的大甲虫”，而是世界的模样，或更正确地说，穿过这个模样所显现的某种真相。

    由此，人何以变成虫这个想像的、假设的前提好像也变得可说明了，至少可回溯可思索，不是科学性、生物基因突变的思索，而是人历史的、生命基本处境的隐喻。

    过去苏联还存在时，曾经拿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