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多意识到，或一再鼻青眼肿碰撞到多少阻绝坚厚的分割高墙，思维的人对话的人，最终仍必须保留并坚信我们是面对了“同一个”世界整体——“站巨人肩上看世界”这个思维对话代代传续模式，似乎仍是可能的，只除了我们用以垫高望远的巨人模样东西，原来只是松垮垮的一堆碎纸，我们颤巍巍地尝试登高，却一步一步发现处处缝隙，处处空洞，我们陷脚其中，很快地精疲力竭。

    拾荒者的本雅明，正是如此碎纸的搜集人，但他不像他公家图书馆管理员的同好翁贝托·艾柯，已是老官僚那种一切不再可能的虚无，只负责保存、置放并陈列展示碎片(艾柯显然还利用职权制造假碎纸片以自娱)，本雅明认真地检视、思索、编纂，甚至得在已遭变乱的人间纷杂语言中出任翻译(现实中，本雅明是第一个翻译普鲁斯特为德文的人，还有波德莱尔)——本雅明念念不忘那一个世界整体，并相信这些碎纸片最终都是面向着这同一个完整世界的描述、思考和发问，站在不同的位置角度，循不同的途径，借由不同的语言，并使用频率波长不同因此只供不同特定人耳接听的声音。

    其中最难的，是频率的转变和统一，这几乎是神秘的。

    “采四海之花酿蜜，不知成不成？”爱因斯坦为他的统一场拼搏到白发苍苍的八十高龄不成才罢手离去，但面对更艰辛任务的本雅明却只四十八岁，布莱希特说这是希特勒带给德国文学界无可弥补的损失，他没完全说对，是带给人类无法弥补的损失才是。

    回到我们面对死亡造访的干净内衣裤来——朱天心近日跟我说，台北市真的变漂亮了，树，新人行道，一部分机车撤至机车弯放好，也许还有季节的萧索加上不景气的冷清，街景干净清朗，看来台北市已换穿干净内衣裤了，准备就绪去应付随时会扑面而来的死亡。

    守护着守护者的贼

    不管怎样，我老是想像有一大群小孩子在一片麦田里游戏的景象。成千成万的孩子，没有人在旁边——我是说没有大人——除了我以外。而我站在一个非常陡的悬崖边。我干什么呢？我必须抓住每一个向着悬崖跑来的孩子——我是说如果他们跑着跑着而并未注意他们所跑的方向，那么我就从悬崖边出来抓住他们，那就是我成天要做的事。我要做个麦田捕手。我知道那很狂，但这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我知道那很狂。

    这一段引文，对我们“四字头”今天已逐渐老去的一代人而言，光这样就有够多人认得出这是出自塞林格的名小说《麦田捕手》，甚至还知道就是贾长安先生的译本(当时最好的译本)，尽管上一次读这本小说得扳手指头算，都三十年前了。

    这段话，书名之所源由，小说中出自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荷顿口中，但高一(一九七三年)念时，我印象更深、更觉刺激的是小说一开始被退学的荷顿，远远站小山丘顶上，乏味地看着下头的校际美式足球赛，说十二月的天气，“冷得像老巫婆的奶头一样”。

    tche Rye，按理应该叫麦田捕捉者或麦田守护者才对，就算要比喻成棒球场上的守备位置，荷顿想做那种拦住小孩、接住小孩，不让他们掉落悬崖的事，毋宁更接近外野手的职责，然而，有点鲁莽错译的“麦田捕手”却是个更好的译名。捕手，这个一身披挂、守备场上最沉重最辛劳的工作者，正如美国大联盟一位名捕手所指出来的，九个人的守备，便只有捕手一个，得单独地、背反地看着和其他八个人完全不同的方向，从而让他成为一个纵观全场的人，一个孤独不眨眼的清醒之人——于是，麦田里的这场玩乐，便有着击球铿锵的、专注的、忘其所以的，甚至于暮霭四合的黄昏时间延迟意象(“小孩的野地棒球没九局下半结束这回事，只有妈妈手拿棍子要你回家吃晚饭的叫声。”)，其上，或者还有梵高的乌鸦呱呱从头顶飞过，守护，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