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众所周知，被习称为宗教小说家代表人物的英籍格雷厄姆·格林，他的小说不来自对宗教的虔敬，反倒来自对宗教的质疑和出走。

    然而，带着好意而来(尽管在人类历史上，此类好意往往翻脸狰狞起来，如中世纪或往后加尔文教派的新教徒)的宗教便也罢了，事实上，更多时候小说的意图终结者，尽管也仿用宗教这套“确信未来，抹平现在，维护万事万物既有秩序”的方式，但他们关心的显然不是对神经质者的不忍和救济，而是对过度敏锐者的不安和敌视，害怕自己意识形态所系或直接利益所依存的现实既定秩序(权力秩序、经济分配秩序，乃至于道德秩序)遭到侵蚀颠覆，相较来说，这是我们正常人世界中比较可恶的一批人。

    也因此，小说基本上便不得不长期处在一个宿命性的悲剧位置，亦即权力的反侧，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边缘，没有什么既得权力和利益者会喜欢他们(对既得权力和利益者而言，不在意已经是他们最大的宽容和文明行径了)，甚至还包括一些其实没多大权力利益相干、只惶惶担心既定秩序受威胁殃及自身的小市民者流，比方说，在今天台湾，我们仍放眼可见一堆用儒家“温柔敦厚”老教条或“认同当下秩序”新教条的荒谬小说评论者，以及那些气急败坏投书报纸的中学语文老师道德捍卫者。

    但其实真的不必这样子，正如我们前头讲过，小说召唤不起明白立即的行动，而且和拆毁性的强力在本质上背道而驰——它走向复杂而非简单，走向疑惑而非确定，走向犹豫而非坚信，它像热力学的第二法则一样，把能量分散在万事万物的实体和细节之上，而不是牺牲一切、凝聚能量一次爆炸开来。说起来也可以悲哀的是，小说的现实破坏力道，最多也只到昔日苏格拉底所讲的“牛虻”而已，它只能烦人地骚扰，让我们不沉睡在习焉不察之中，让我们重新瞪视事物的缝隙，让我们清醒，让我们反思，让我们不在一切理所当然的浑噩之下成为自动机器，成为行走的化石——当然，希腊人当年还是决定把苏格拉底给宰了。

    我建议我们感激他们，毕竟，如果有人耗用的是自身的生命能源，付出不快乐的代价，却把得到的成果大方和我们分享，如果说声谢谢就能完成这样的交易，我想不出天下还有什么更划算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