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台湾的本土意识颇为高张，已经到达某种不太讲理的地步，让不少人忧心不已。然而，尽管斑斑历史告诉我们，这一类国族的、地域的激情容易蔚为某种难以控制的燎原之火，烧伤别人也烧伤自己，但我们对它总容易有种无奈的宽容，相信它有着与生俱来的人性情感基础，因此很难戒除，也就不好苛责。

    麻烦在于，这样的情感通常总有办法在自身的历史记忆之中，找到让自己“长得跟大树一样高”的营养材料——尽管在历史之中，一个国族通常有盛有衰，被别人欺负也欺负过别人(否则老实讲也难以存活到今天)，但春风得意的往事容易视为理所当然，欺负别人的记忆更是容易遗忘，也因此，每个国族在做这一类回忆时，基本的调子总是蛮苍凉蛮愤愤不平的，要撑起“做××人的悲哀”这样的结论没什么难的，理由俯拾可得，无须什么动人的想像力。

    比方说，在台湾人怎么回忆历史都很悲哀的同时，我们也很难一并想起，那些并非不晓得嘉南平原、兰阳平原、台北盆地、台中盆地土壤比较肥沃，庄稼比较好成长，因此讨生活也比较容易的可怜原住民，何以要那么辛苦住到不好生活的严酷山里去。

    在这方面，荷兰这个土地面积和我们差不多大、人口密度和我们差不多高的小国显得很特别。

    我个人到过这个国家，印象还不错，行程中较难忘的除了见识到大麻不管到哪里都买得到之外，是莫名结识了一位中年男律师，此人极热情地带我们去著名的风车区，还在附近一家有名的家庭式乡村餐厅招待我们吃很好的pan cake，该餐厅老板的女儿才十七岁，是惟一的女侍，漂亮到一种地步，也害羞到一种地步，同伴中有较不要脸的台湾男性硬邀她合影留念，因此有照片为证——自此之后，我再听得人说荷兰人小气，总受人一滴涌泉以报地起身反驳。

    我们问律师，英文在荷兰通行无阻吗？大律师的回答是，不只英文，还有法文和德文，“我们是小国，靠做生意过活，我们不能期待人家会学好荷兰语之后才来我们这里。”——几年之后，我还听说荷兰人有另一种较不正经的讲法：所谓的荷兰语，就是不标准的英文，加不标准的法文，再加不标准的德文。

    如果我们以为荷兰的历史不够悲情，因此国族的激情燃不起来，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荷兰土地的不幸，除了又小又低饱受大西洋海潮的威胁之外，更要命的是它毫无阻拦地正正好摆在德法两强之间，是天生的好战场，因此从普法战争到一、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无役“不被与”，像荷兰的第一大城兼大港鹿特丹，今日看起来仍显得树小墙新，便是因为二战期间几乎全毁于纳粹空军的轰炸而重建的，荷兰律师还告诉我们，光是战役中的一次决堤，便造成了十万荷兰人一夕间死去。

    而如果我们以为荷兰人欠缺光辉的历史遂有受虐虚无的倾向，那也是大错特错——谁都知道，小小的荷兰曾在十七世纪雄霸七海，就连相距如此遥远的台湾也曾在他们辖下，更重要的是，以自由市民自由商人立国的荷兰，是最早挣开狭隘宗教仇视迫害、思想言论最自由宽容的国家，除了率先贡献了伊拉斯谟这样的自由无羁心灵之外，更成为理性主义时期欧洲思想家躲避宗教、政治迫害的首选庇护所：它提供理性时代第一人、法国的笛卡尔不受滋扰的思考空间，收容过史上最重要的民主启蒙者、英国的洛克避开政治伤害，并生产出号称人类历史上人格最高尚、言行最一致的哲人斯宾诺莎(事实上，斯宾诺莎的上一代正是因为躲避旧教的迫害，才从伊比利亚半岛迁来的)。十七世纪的荷兰，称之为欧陆、乃至于全世界的理性灯塔，是半点也没夸张的。

    此外，学美术、喜欢美术的人不会不惊奇于荷兰画家的盛产和厉害，一如足球迷对荷兰克鲁伊夫、古力特、范巴斯滕的惊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