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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死了》——行走的城市
    这本,我是在日本京都旅游途中念完的。

    我所住的商业小旅馆在四条河原町,每天早晨走五分钟的路到鸭川四条大桥头的Doutor吃热狗面包加一杯一百八十円的便宜咖啡当早餐,这家地点最好的新开咖啡馆是此行最大的惊喜,从敞亮的落地窗可直视正月积雪的洁净比叡山。

    通常,早餐时间会拉得颇长。我总在咖啡喝完后仍留在原地读布洛克,一直到道德感提醒你该走人了,才绕过四条大桥,加入彼岸晨起钓鱼人(一种三五寸大的扁形煮汤小鱼)和避冬上内陆的海鸥,坐在江畔继续读——在京都,我有个优势,我是外来者,无所事事,不必加入这个城市的正常律动,不必挤行色匆匆的上班人潮,你可以置身局外,看这城市如同看一部进行中的小说,你甚至还可以偷偷认为,你就像马修·斯卡德。

    大哥大这种理应蛮讨厌的东西,像书中米基·巴鲁所说的“不是男子汉用的电话”,却意外为这城市带来另一种风情。行走中的京都善男信女几乎人手一只,且不吝边走边讲(奇怪哪有那么多话好讲),因此,原本在国民总雇佣体制下习惯板一张脸的日本人,刹那间表情灿亮丰富起来了,大哥大像揭开一层面纱,或应该说直接把公众领域的街头化为私密的个人起居室,将原来只在独处空间的心事给散布在公众面前。

    ,布洛克的这个书名的确没有骗人,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因此,在京都这个治安良好的古都行行读读,的确有种奇怪的时空错置之感。这里的人,在正常的死亡来临之前(而且来得极晚,因为吃纳豆吃鱼的日本人一直是进步国家中命最长的,尤其是女性),他们基本上只受一种死亡的威胁——太雅了,雅不可耐,雅死了。

    我记得有一回四月樱花祭来京都,在京都重要赏樱点哲学之道途中,我们偶尔看到一方警告牌,从句子中间杂的汉字依稀可看出是,告诫单身女性在此行走得小心。同行有人讶异地问,要小心什么?得到的回答是,怕碰到哲学家,啰哩啰嗦,讲个不停。

    而这回再到京都,旅程中最接近犯罪者,除了每天半夜准时出现在四条和河原町交叉口扰人清梦的无聊暴走族之外,便只有我自己——我在四条大桥上不小心捡到一只簇新的男表,是黑白两色的法国牌子Agnès b.。这个牌子总让我想到米兰·昆德拉中那名美丽的女子阿涅丝,由一个游泳池里的手势生长而成的,因此,我带着八年抗战和讨回台籍慰安妇的报复决心,没就近交到桥边的交番(派出所)去,转赠给同行一直想当男生的我女儿。

    还好马修·斯卡德不生活在京都,要不然大概只能成为在街头帮卡拉OK或色情酒店举招揽顾客广告看板的老流浪汉,赚两个小钱买杯清酒喝。

    一个没有乡村的岛屿

    如果没太大的意外(比方说台湾经济现况忽然一夕间崩坏),台湾会不回头一路走进一个城市犬牙交壤的岛屿,每一分每一秒,城市像变形虫一般,不断将它的伪足往外伸出。这不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察觉,但偶尔搭乘火车却是个极有效的观察工具。比方说,我个人大约每隔个两三年会搭一次自强号回我的老家宜兰,因此,脑中存留车窗外的风景记忆,总是几年前的样子等待更新,而更新的方式永远是同一个模式:穷山恶水或精致的稻田又往后退缩,新的水泥屋子疏落长了出来,而记忆中原来的城镇边缘出现了卖东西的店家,并将原来住家间的空地隙缝填实起来,更常见的是,灰扑扑的新路和新桥探针般插入了绿野,像不回头的斥候部队。

    台湾的小说家能写什么?

    去年大陆小说家访问台湾期间,我受邀参加联合文学举办的海峡两岸小说家小型对谈(直到现在,我还搞不懂为什么自己会在受邀名单之中),讨论大纲的第二单元是小说的题材问题,这当然是大陆小说家最带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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