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教商业伦理等。

    也许儒商和其他商人不一样的就是强调以和为贵、中庸，但是这些行为哲学跟商业创新、技术创新是互相矛盾的东西。换句话说，事事求中庸、以和为贵，这些正是过去两千多年抑制中国商业发展、抑制创新的文化哲学根基。因为中庸是要“枪打出头鸟”，不是追求最好的，反而是奖励、激励“平庸”，以和为贵是要你放弃对属于自己的利益和权益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宋朝“四大发明”以后创新总是上不来的原因——我们总是强调每个人都要听话，顺从，以和为贵，凡事不要那么认真，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把最好的能力发挥出来，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提倡以儒家文化来经商的话，就是要把中国经济这些年好不容易出现的创新精神与创业活力重新压下去。如果没有追求卓越的文化，怎么能有根本性的发展？

    儒商的另一个特点可能是事事讲关系，强调非正式的交易方式，而不是动不动就讲法律、讲合同。这种作交易的方式对于农业社会里小打小闹的生意来说，对于小范围的生意，问题不会太大。但，对于市场范围、交易规模被现代技术大大扩大了的今天，这种方式问题会很多。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南亚商人、韩国商人做事情当然喜欢讲关系。当年发生危机的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历来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强调人际关系，而不是强调法治以及通过正规的商业契约严格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在意法律和政治制度。这样一来，1997年之前，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官商勾结都甚嚣尘上，许多背后交易为危机埋下了种子。换句话说，儒商们做生意的规则，更强调人际关系而不是法治，交易中的权益与责任往往不清不楚，问题积累到最后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

    这种不喜欢正式合约或正式法律的儒商文化也使得成功的商家“富不过三代”。由子轻视正式合约、法律的作用，儒商无法把一个成功的企业委托给职业经理人，由后者去管理。因为如果没有可靠的法治保障，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是无法分离的，老板是无法放心的。所以，成功的华人家族企业只能由儿女、子孙接管，不难想像这些第二代、第三代能管好的概率会有多高，所以“富不过三代”就不奇怪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新一代中国企业人不去学更好的管理学、商学，而要他们去学儒商？

    ◎记者：世界是平的。全球化和中国改革的浪潮让尚还稚嫩的儒商们不得不“走出去”，他们其实代表着中国崛起的形象。但目前情况并不乐观，包括早些时候中海油并购受挫，以及现在tCL集团兵败欧洲和明基宣布其欧洲移动子公司破产，联想在美国好像也举步维艰。这让华人企业和儒商的国际化在近期布满了阴霾，您怎么看？西方知识界对他们的主流看法是什么？他们的遭遇是否也已经蕴涵了儒家文化走出去的困境？

    陈志武：我两个礼拜前在纽约参加过一次会议，就是谈论类似的问题。在近期内，中国企业走出去会不会成功呢？我觉得，如果100个企业走出去有4~5个成功，那就算很不错了。这并不是说中国企业不应该走出去，而是应该走出去，但是预期不能太高，现在可能还是交学费的时候。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华商重关系、不重正式法律合约，这种商业文化使中国企业在国外要走很长一段弯路。

    比如，2004年年底，联想和IBM要在美国签署并购协议。当时联想高管在纽约机场下飞机后，发现怎么没有IBM高层的人来迎接呢？于是就觉得非常恼火。听说，第二天他们在和IBM管理层的正式会谈时，第一件事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不给面子。但实际上，美国人并不这么想，他们觉得你可以自己安排车子，自己去宾馆，我们说好第二天几点在哪会谈，到时间我们在那里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