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近三年来，投资者近万亿的金融资产已成为“泡沫论”和消极股市政策的牺牲品，这惨痛的现实足以驳倒那些理论上的荒谬！然而，中国股市流通体制上的变革则需要寻求重大的突破口！这个重大的突破口，其实就在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最终能够达成共识的地方。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制定出好的政策和策略同样也是中国股市发展的生命。好的政策和策略同时也是市场稳定的基础。只有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举措，才是投资者普遍欢迎的好举措，以民为本，放弃非流通股股东特权，不搞利益倾斜，真正做到“一视同仁”，那么，在当今国内外诸多有利因素聚合下，中国股市全流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正与我们迎面相撞！

    让股市上涨的政策就就是采取积极的股市政策，首先要抛弃消极的股市政策，即抛弃放任由市场力量去解决根本不可能解决的一揽子事情，包括历史遗留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并不是说解决就能解决的，表现在国有股减持方案上的巨大分歧。于是，有人提出可以用分散决策的办法替代集中决策，也就是说证监会只制定一个原则，具体的国有股减持由上市公司和流通股股东“一对一”谈判解决。不管这样的方案在实际中具不具备操作的可行性，单就方案制定的观念而言就是一种回避决策风险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消极行政的态度，管理层不承担决策风险，还能承担什么风险？什么风险都不承担的管理层有存在的意义吗？作为管理层和决策层就有协调和平抑市场行为的责任，所以我们经常会在道指大跌的当天就会听到美国总统的稳定人心的讲话，台湾股市出现大跌时政府的国安基金就会进场护盘，就是香港在遭到索罗斯恶意冲击之时，港府也改变游戏规则，启用财政资金收购蓝筹股组建盈富基金，这些都是负责任的积极干预政策的结果。

    因此，积极的股市政策首先应该是贴近市场的政策。中国是个政策市、市场的走向和政策息息相关，你不能说，政策由我制定，后果我不过问。大涨的时候我不过问，暴跌的时候我也不过问，长此以往又如何能和投资者同呼吸共命运，不能和市场脉搏联动又如何能把保护投资者利益落到实处？

    其次，积极的股市政策还应该是透明的政策。证券市场一直要求讲“三公”原则，“公平、公开、公正”。没有公开就没有公平可言，更没有公正可说。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及时透明、本身也应该做到决策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其应该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就政策和市场传言作出正面反应，消除资讯上的黑洞和灰洞，给大家一个透明的投资环境，不能把证监会神秘化。

    再者，积极的股市政策还应该是责职分明的负责任的政策。过去两年里，有关国有股减持的说法在业内闹得沸沸扬扬，各种说法满天飞，却没有人为此负责。令人欣喜的是，最近，有关市场全流通问题在大的框架上已有了相当多的共同语言。从近一段时间管理层的表态和中国证监会有关官员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决策者的思路与市场的思路已经越来越接近，这使得我们得已对全流通问题抱有良好的期待。证监会正在改革新股的发行办法，在IPO中推行“举荐制”，在发审委推行问责制，这些都是可喜的进步，因为他们强调的都是责任。

    积极的股市政策还应该是具有统筹和协调制度作为保证的政策，也就是说证监会具有主导权的政策。毋庸讳言，能够影响中国股市的部门有很多，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国资委、税务总局乃至发改委，政出多门会让证监部门的全部努力都付之东流，市场震荡加剧，证监会在有关证券市场发展方向上的语话权要有制度作保证，这就要求决策层作好安排。

    积极的股市政策更应该是能够调控供求关系的政策，这种调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