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税增长所带来的“地方利益”，使地方政府更多感受到“开放”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从而促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行政首长以更大的自信和决心在制度层面自觉改善经济发展的外环境(包括软环境)。

    在中国，市场开放一寸、经济就能增长一尺。这是为什么？在于凡是行政垄断的各经济领域、部门和行业，都普遍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资源浪费和效益低下，也是一个个供求不足的经济“大单元”，只消打破这些个总数仍然居多的“封闭体”，经济增长的空间就会当即凸现出来。再加上其他各项改革的深化与配套，人们没有理由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担忧。恰恰相反，各“垄断单元”一经打破，促进民间投资不成问题，拉动消费也不成问题，持续增长更不成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转换有了好的开端，一组新的高增长行业正在形成。继续保持、加强这一势头，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国民经济新一轮较长时期、较高速度、较为稳定的增长是完全可以期待的。这是因为：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后，再有一个高增长时期是有潜力的。中国有13亿人口，市场具有无限性，中国的经济将有一个至少30年的更高的增长期，与此相适应，出现一批新的带动力强、持续时间较长的高增长行业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中叶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将经历一个次高增长、高增长再到次高增长的过程，其总体发展轨迹也将是一个三拱曲线，中间一拱高大，前后两个稍小。中国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经济不同于日本经济，也不同于美国经济，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完成了消费结构和消费层级的升级。

    中国目前仍未摆脱二元经济的特征，农村和城市居民在收入和消费上处于差距较大的两个层次。这种差距既是造成经济困境的原因，又是推动经济快速持久增长的动因。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非农产业规模的扩大；非农产业规模扩大在为城市居民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为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提供机会，并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而农民收入增加又会显着增加中低档消费的需求，促进传统产业的增长，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简而言之，是“打开两个空间”：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为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打开空间；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为农民增收打开空间。这就是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结构和运行的主要特点。

    如果高增长行业起不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后果是，由于不能通过新的高增长行业吸纳资金、人力等资源，一方面增加资源闲置外，使资金使用率下降；另一方面促使资源流入已有产业，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利用率进一步下降。这两方面都增加了就业压力。另一个后果是，城乡就业冲突加剧，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的机会减少，收入增长速度相应减缓。从宏观上看，则表现为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物价水平走低，就业问题加剧，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性增加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中原有的诸多矛盾，如金融资产质量低、国有企业困难、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农民增收缓慢等问题都会加剧。

    在缺少高增长行业支撑、经济增长速度较低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加快改革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矛盾难度很大，搞得不好还可能使矛盾激化；对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深层矛盾和问题，不宜分开来独立地看待和解决，而应用相互联系的观点，放在国民经济整体结构和运行的框架中来看待和解决。诸多矛盾和问题之间肯定是相互影响的，关键是要找出现阶段对经济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矛盾和“牛鼻子”。我们认为，这个主要矛盾就是如何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