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半个世纪，世界格局最大的变化是亚洲的崛起。一个并非巧合和偶然的现象，几乎这些新兴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海归时代”的情况。这些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新经济领域、文化教育领域从人才回流中受益最多。日本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大部分都在美国学习和工作过。在中国大陆，科学院院士的81％、工程院院士的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的72％、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的78%，博士生导师的6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的72%，都有留学经历。中国大多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经济或高科技企业，其创始人都有海归人士。

    当新兴国家从制造业开始产业升级时，从这些国家出去的留学人员和族裔人才多半会大量回流。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的日本，以及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的韩国，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都曾迎来大量的人才回归。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和理工留学人员中超过一半都会选择回归。21世纪的中国、印度也有大量的人才回流。

    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2007年联合调查发布了《知识产权、移民积压与人才逆流：美国的新移民创业者》的报告，就称美国已经开始了“人才逆流”。主持者维韦克·瓦德华（Vivek adhwa）在考夫曼基金会支持下还与笔者在2011年一起进行了《对归国企业家来说，印度和中国确实更令人神往》的课题研究。我们对153位从美国返回印度或中国创建企业的专业人士展开调查发现，72%的印度归国人员和81%的中国归国人员认为，在自己的祖国创建公司的机会比在美国的机会“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瓦德华就坚持认为：“这不是人才外流，而是‘脑出血’（brain hemorrhage）。”

    就中国来说，从2008年12月出台“千人计划”开始，再到2010年发布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将国际人才竞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科技人才回流的趋势也明显得到了加强。仅仅“千人计划”到2012年10月就已经吸引了近2800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许多研究认为：“人才回流”是一种经济学现象。依据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以上、产业技术资本密集达到60％以上、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64％以上的时候，人才将大幅度回归。另外还有一些指标调查显示：当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5%以上、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1.9%以上、科学家工程师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每年6万美元以上、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每百万人口有1500人以上时，归国的海外人才也会大幅度增加。

    这能说明一些根本事实：一般在人才输出国的境况改善到足够有吸引力之前，大规模已经移民的人才返回现象极少发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一定跟经济发达程度成正比，滞留在海外的科技人才都可能大量回国。例如在国籍、绿卡、签证方面实施开放型的政策，包括承认双重国籍，不是要求离开的人才必须做出“二选一”，不影响其海外利益的基础上争取回流，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人才也会大规模回流。

    一项针对决心留在美国的亚洲科学工程学博士的调查表明：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1990~1993年经济腾飞阶段，决心留在美国的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比例分别只有24.4%与33.8%；而当已经完成工业化、经济指标更有利留学生回归的1998年到2001年，决心留在美国的本土高层次人才反而更多，分别是45.1%与42.2%。

    人才环流与共享

    随着全球分工协作、国际产业转移以及跨国公司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