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导致六君子作出这个英明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冯仑获得的政策层面的信息。正当海南的泡沫经济烈火烹油之际，1992年年底，冯仑来北京和朋友聊天时得知一个消息，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即将出台文件。对政策极其敏感的冯仑下定决心，离开海南，“到更大的舞台上去折腾”。

    六君子从海南出发，分别去了北京、上海、深圳、南宁，其中，做得最成功的是北京万通。当时，潘石屹揣着5万元的考察经费来到北京。在朋友的引荐下，他先是结识了怀柔县主管经济的副书记，然后就百无聊赖地住在怀柔的龙山宾馆，等待机会的出现。

    命运眷顾了他。一天，潘石屹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听到旁边桌上的人提起，北京市给了怀柔县几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是没人愿意做。

    在深圳待过的潘石屹敏锐地意识到：指标就意味着机会。他主动找到怀柔县体改办主任，问：“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主任说：“那当然好哇！可是现在恐怕有点儿来不及了，规定要准备6份材料，下星期就要报上去。”

    潘石屹马上联系冯仑，冯仑让他找北京市体改委的负责人通融一下。这位负责人是冯仑的熟人，痛快地说：“这是好事啊！以后的企业都要按公司的形式组建，你们愿意做，那就是积极支持改革，可以给你们宽限几天。”

    万事俱备，潘石屹打电话问冯仑，公司究竟做多大。冯仑有魄力，“咱们现在做事要往大了做，不能再小打小闹了，最好注册资本能上亿，这样的话，公司才有地位和影响力。你等等，我和王功权商量一下”。

    由于时间紧迫，潘石屹催问他到底做多大，冯仑想了想，说：“8这个数吉利，就注册8个亿吧！”

    注册资本8个亿的北京万通横空出世，凭借从任志强废纸篓里捡来的项目——万通新世界广场一炮打响。

    4、六君子分家

    万通新世界广场赚了几个亿，冯仑的信心极度膨胀，他要趁胜追击，继续扩大投资。第一个举措就是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连厂长都到万通上了半年的班，最后收购失败了。之后，万通相继收购了贵州航空公司、武汉国投、陕西证券，并成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高峰时期，万通控制了70亿元的资产，触角已伸进房地产、通信、服装、商业、信息咨询、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领域，地盘广及北京、海南、西安、沈阳、武汉等城市。

    按照冯仑的说法，“公司扩张后，全国十几个城市都有业务，如同梁山兄弟一样，我们走到哪里都不用带钱，一下车‘兄弟们’前呼后拥，异常风光”。但风光背后，六君子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冯仑想在各行各业、全国各地发展，而潘石屹就想在北京做房地产。并且，由于分居各地，大家的沟通自然就少了，大的沟通不畅，小的沟通就开始了。

    慢慢地，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的观点开始一致；冯仑、王功权、刘军的观点开始趋同。冯仑是董事长、王功权是总裁，容易形成压倒性意见，但那边的潘石屹是北京万通总经理，北京万通最成功，资源最多，王启富急着用钱，不跟冯仑说，会直接到潘石屹那里要。

    分家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几个人从“以江湖的方式进入”——“座有序，利无别”到“以商人的方式退出”——好聚好散，分道扬镳了。在北京的一个茶馆里，冯仑对潘石屹说：“我会骂你三个月，骂完之后，我就会说你好话”；“你是总经理，你走了，还带上几个人走。我要是不骂你，我的正确性在哪儿？这里我就没法管了。”

    潘石屹点头同意。作为补偿，冯仑说：“你新做公司需要品牌，万通以前所做的无论多伟大的事情，你都可以说是你做的。”

    六君子分家之后，由冯仑继续掌控的万通陆续开发了万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