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的一天，我下班后回家，看见妻子坐在厨房的桌边，面前放了一把园艺剪刀。她面带微笑，说明等待我的不会是很大的麻烦。可是，她又说她要我的钱包，这就不妙了。

    不管怎样，我还是把钱包递给了她。她翻出我的德士古联名信用卡——新婚夫妇通常都会收到这样的东西——拿起剪刀把它剪成了三块儿。我抗议说，这张卡非常好用，而且我们每个月末起码都能支付最低还款额（有时还能多还些），她却只是摇摇头说，我们脆弱的经济状况承担不起利息。

    “最好还是摆脱诱惑，”她说，“我已经把自己那张剪掉了。”

    就这样，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俩都没有用过任何一张信用卡。

    她的做法是正确而明智的，因为当时我们才二十出头，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就财务状况而言，也就算是勉强能把头浮出水面。我在高中教英语，学校放暑假时则在一家洗衣店为汽车旅馆洗床单，偶尔还开车为这些旅馆送货。塔比白天照顾孩子，趁孩子们午睡时写诗，等我回家后则到唐恩都乐甜甜圈店值全职班。我们俩的收入加起来也只够支付房租、食品和小儿子的纸尿裤，想装部电话都没钱。电话的难题是通过德士古信用卡解决的，毕竟能打长途的诱惑太大了。剩下的钱还够偶尔买书——我们俩都是离了书就活不了的人——和为我的坏毛病（啤酒和香烟）买单，除此之外就不剩什么了。毫无疑问，更无法负担那个方便却本质危险的小塑料片的利息。

    攒下来的一点点钱通常用来付修车费、医疗费或是塔比和我口中的 “养儿费”：玩具、护栏和那些令人发疯的理查德·斯卡里童书。那些钱通常是我将短篇卖给《骑士》、《纨绔子弟》和《亚当》等男性杂志后赚来的。我那时的写作是谈不上什么文学性的，讨论作品的“持久价值”就像拥有德士古信用卡一样奢侈。故事成功卖出时（并不总是如此），它们仅仅被视为外快闲钱。在我眼里，它们就像是一个个彩罐，被我不是用棍子，而是用想象力不断地击打。有时候，罐子破了，会掉出几美元。有时候，什么都没有。

    幸运的是——当我说自己在多个方面无比幸运时，请相信我——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乐趣。大多数故事都让我着迷。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我脑中，就像写作时在被当做书房的洗衣间里绵绵不绝飘荡的摇滚电台音乐。

    我写得又快又用力，几乎从来不在重写后回头再看一遍，也从来没想过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或是一篇好的短篇在结构上与长篇有什么不同；对如何掌控角色发展、背景故事和时间框架之类的问题也从未思考过。我初生牛犊不怕虎，能依赖的只有本能和孩子般的自信。我只在乎它们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出来。这是我唯一关心的问题。我无疑从未考虑过写作短篇小说是一门脆弱的技艺，假如不连续地运用，就会被遗忘。那时我可不觉得它脆弱。大多数短篇对我而言都像推土机一样结实。

    美国的许多畅销小说家都不写短篇。我并不认为是钱的问题；能够靠稿酬衣食无忧的作家不需要考虑这个。可能的原因是，当笔下的世界被压缩进，比方说，七千字以下时，写作者会产生创作意义上的幽闭恐惧。也有可能是因为微型写作的技艺已经逐渐失传。生活中有许多事就像骑自行车一样，学会了就不会忘，但写短篇不是其中之一。你是会忘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我越来越少写短篇，有限的几篇也是越写越长（这本书里就收了两篇较长的）。那倒没什么问题。但也有些短篇没有写出来，是因为我手头有长篇要完成，这就不好了——我能感觉得到，那些想法在我脑中哭喊着要被写出来。有些最终还是成形了，另一些，遗憾地说，却像风吹尘土般消失了。

    更糟糕和令人沮丧的是，还有些故事我再也不知道如何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