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之后，如果还有问题，给我打电话，否则的话，干你的活，伙计，也让我干我的活。”

    “好吧。”汉克说着，一下子摔下了电话听筒。该死的犯罪现场技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是警察。但因为他们做的工作对破案至关重要，所以他们能使一个侦探给他们下跪。

    他拿起报告继续往下看，他在冲鲍尔丁发火之前应该先把报告看完。当他们把尼尔·沙利文的法拉利车座拆下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块血迹，DNA检验证明，那是拉斐尔·莫雷洛的血。

    汉克不得不抑制住给卡罗琳打电话的冲动，她是唯一曾经跟莫雷洛说过话的人。但是，他不能给这位缓刑监督官打电话，因为他们在她弟弟的车上发现了莫雷洛的血。这些和谋杀是有联系的，这不再是一个推理，而是一个事实。

    尼尔·沙利文在这幕惨剧中扮演什么角色呢？毒品交易是进入汉克头脑中的第一件事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实验室发现的事实的支持，他们在沙利文邻居家的垃圾桶里发现了甲基非安菲他明的痕迹。他们没有继续追查这件事，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搜查许可证。

    愚蠢的家伙，他想。在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他们总是把事情扔在一边。学校的老师教给他们所谓的“毒树上的果实”，或者叫做排斥法例，但这些教条从来不可依赖。任何没有搜查许可证而获得的证据基本上是不被法院接受的，当他们获得了一大堆的证据但是没有许可证的时候，地方检察官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让警察作伪证，发誓说搜查了那个人的房子，他不是嫌疑人。有时候他们已经记录了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但是在陪审团接受他们的意见之前，却不得不让他长时间的逍遥法外。没有人愿意为放走一个有罪的人负责，所以大多数法官都会对此一推了之。

    汉克知道这个体制是怎样运行的。嫌疑人被逮捕并拘留，然后安排初次听证会的日期。第一次听证会在市法院举行，许多法官并不在乎他们的案子是不是会被上诉推翻，只要他们能在案子被广泛关注的时候平息众怒就行。被告进行答辩的地方在高等法院或最高法院，法院的名字是根据它的权限而来的，在这之后，案子继续进行审判。如果案子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依然倍受关注，即使是一个高等法院的法官也可能承认证据的有效性，因为他很清楚案子一旦到达受理上诉的法院，他的裁决还会被推翻。

    非法获得的证据最终将被拿到桌面上，无论控诉人是多么不顾一切地隐藏它。令人悲哀的是，最终牵驴的人都是警察，至少汉克是这样看的。有些是白嘴鸭，就像在古德温谋杀案中搜查邻居垃圾桶的警官。更糟的是，警察多年来养成了使用强制手段的习惯，他们只遵循自己的规则，认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事情。

    汉克不再把时间浪费在非法获得的证据上，他不在乎是否知道它们——他只知道他不能把案子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为什么要把这些证据交给一个地方检察官，看着他对它垂涎欲滴，或者想办法着手把它变成有效的证据？有些地方检察官刚从法律学校出来，并且不是常春藤联谊会学校，而是卡罗琳参加的那种强化学校。如果把一件棘手的案子交给一个急切的地方检察官，他们就会把事情弄糟，以至嫌疑人永远不会被判罪。如果他们一经审判，而陪审团发现他们无罪，他们就将不会再被审判。

    汉克给队长加里·福尔摩斯打电话说：“事情越来越大了，队长。”

    “哪个案子？”

    “所有的。”汉克对他说，他的声音闪现着兴奋的语气，“实验室人员在尼尔·沙利文的法拉利车里发现了拉斐尔·莫雷洛的血迹。哈特菲尔德家的凶杀发生在海港大道1003号，劳蕾尔死在沙利文的游泳池里，位于海景坡道1003号，苏珊娜·波特的谋杀也有相同之处，她的地址是海港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