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却忽闪着一双睿智的眼睛，那努力敬业的工作态度中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坚韧不拔。

    贝阿特丽丝·奥利维拉和我，并非如此不同。我们出身相似，同样勤奋地工作，卑微又努力向上。两条人生轨迹从相近的地方出发，在某个时刻却分道扬镳。时间让她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职员，而给了我一个完全虚假的现实。然而，也许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要比区别更真实：虽然我住在豪华酒店，而她住在贫民社区中一栋漏雨的房子里，但是我们都知道，活着就要拼搏，不能让悲惨的命运把我们拖人泥淖。

    “我认识很多人，贝阿特丽丝，认识很多不同的人。”我放低了声音，“现在我的确在跟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交往，但那只不过是我的职业要求，是突如其来的命运和特殊的环境把我推到了他们身边。但是我知道冬天忍饥挨饿的滋味，知道日复一日以菜豆饭饱腹的生活。我也曾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只为了挣点可怜的糊口钱。而且，如果您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也不喜欢他们正在强加给我们的这个新西班牙。您现在要来根烟吗？”

    她没有回答，但是伸出手拿了一根。我先替她点上，然后给自己点上。

    “葡萄牙的情况怎么样？”我问。

    “也很糟糕。”她吐了一口烟回答道，“也许萨拉查的新政权没有佛朗哥在西班牙的政权那么压制一切，但是我们同样在忍受独裁，同样缺乏自由。”

    “但至少看起来你们会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我试图把话题拉近目标，“但是现在西班牙的形势却很不明朗。”

    “萨拉查跟英国人和德国人都有协议，一种奇怪的平衡。英国人向来都是葡萄牙人的朋友，所以很奇怪我们的政府竞会对德国人那么慷慨，给他们特权让他们开釆矿山，还有其他很多好处。”

    “不过，这在时局下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不是吗？局势越动荡，事情就越微妙复杂。说实话，我不太懂国际政治，但是我想这里头一定有利益关系在作怪。”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漫不经心，似乎我对这类事情满不在乎，谈话进行到现在已经到了信任的分界点，出言应该更谨慎一些，“在生意场上不也是这样吗？”我补充道，“远的不说，那天我跟达席尔瓦先生一起在办公室的时候，您不是还告诉他有德国人来找他嘛。”

    “没错，不过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她显得极为不快，看上去似乎不打算对此多说什么。

    “另一天晚上达席尔瓦先生在埃斯托里尔赌场请我吃晚饭，他认识那么多人，真让我惊讶。他跟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都同样热情地打招呼，当然还有很多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我从来没见过谁能跟所有这些人都保持着这么好的关系。”

    她的脸微微扭曲了一下，又露出很不愉快的神色。即便这样，她也没有说什么。我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说，免得这场交谈就此不了了之。

    “我觉得那些犹太人很可怜，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放弃了生意，逃离这场战争。”

    “您觉得埃斯托里尔赌场的那些犹太人可怜？”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个充满嘲讽的微笑，“我一点儿也不觉得。他们只不过是在享受超长的奢华假期而已。真正可怜的是那些不幸的穷人，用纸箱带着一点儿寒酸的行李整天在领事馆门口或者在售票口排队，就为了能获得一张去往美国的签证和船票，但也许他们永远也得不到；还有无数个在廉价公寓里暂时栖身的家庭，每天去慈善食堂填饱肚子，还有那些可怜的女孩子，在角落里出卖自己的肉体，只为了换得几块钱，老人们坐在咖啡厅里消磨时光，面前的脏杯子空了几个小时都舍不得再添上，最后被服务生赶到街上去为其他人腾出位置。这些人，他们才让我觉得可怜。而那些每天晚上都在赌场里挥金如土的人们，我一点儿也不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