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会更自在一些，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不让这个多嘴的老家伙打扰我。但是我知道自己不能那么做，因为没开出多远，他就提到他已经为达席尔瓦工作了五十三年。没错，扮演一个高傲的大小姐会让我非常轻松，不需费神应付他，但是另一种选择将会更加实用。尽管他的聒噪令人难以忍受，但我还是希望他一直不停地说下去、，因为既然他如此清楚达席尔瓦的过去，也许同样能了解他的现在。

    我们在沿海公路上行驶，右边是咆哮的大海。等到里斯本隐约在望的时候，我已经大致了解了达席尔瓦家族生意的来龙去脉。马努埃尔·达席尔瓦拥有跟他父亲和祖父一样的名字，这三代人的财富始于一个港口的小酒馆。他的祖父一开始只在酒馆的柜台后面卖酒，后来开始做大桶的散装酒批发，经营场所也搬到了一个巨大的仓库，如今已经废弃不用了，路过的时候乔恩还给我指了指。他的父亲继承并扩大了业务：除了酒，他也批发其他货物，并且很快就尝试性地跟殖民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商业往来。到了他这一辈，家族的生意已经非常红火了，但是商业地位最终稳固下来还是靠第三代的马努埃尔·达席尔瓦，也就是我刚刚认识的那位。佛得角的棉花，莫桑比克的木材，澳门的中国丝绸。最近他又开拓了一些境内的新业务，时不时去国内其他地方出差，但是乔恩没能告诉我他到底在那儿做什么生意。

    实际上老乔恩已经退休了，几年前一个侄子顶替他成了达席尔瓦的私人司机。但是他依然很活跃，时不时被主人交代干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杂活：短途出游、送个口信、小规模派送，等等。比如说，在五月的某一个早晨陪着无所事事的女时装师在里斯本闲逛。

    在希亚多的一家商店我买了几副手套，这在如今的马德里很难找到。在另一家店里我买了十几双丝绸长筒袜，这对战后的西班牙女人们来说简直是遥不可及的梦。再往前一点儿，买了一顶春季凉帽、几块香皂、两双凉鞋；然后是美国化妆品，睫毛裔、口红、闻上去令人陶醉的晚霜。跟物资匮乏的西班牙比起来，这里简直是天堂。一切都唾手可得，如此鲜艳而琳琅满目，只要从口袋里掏出钱就可以马上获得。乔恩尽职地带着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帮我提采购成果，无数次地开关车门让我舒适地上下。他推荐我去了一家非常宜人的餐厅吃饭，为我解说街道、广场和纪念碑。而且在不经意间慷慨地传递了我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关于达席尔瓦及其家庭的点点滴滴。有些事情没什么意思，比如他的祖母才是最初生意的真正推动者，他的母亲很年轻就过世了，姐姐嫁了一个神秘主义者，妹妹则进了一家破烂的修道院。但是另外一些信息却令我精神一振。这位老司机谈起这些事情积极主动，几乎不需要我在旁边推波助澜。马努埃尔先生有很多朋友，包括葡萄牙人和外国人。外国人里头，最多的当然是英国人，不过最近也有一些德国人。他经常在家里招待客人，事实上，他喜欢让家里随时准备好一切，以便某天突然决定带客人回来用餐，有时候在里斯本拉帕大街的家，有时候在冯特庄园，也就是他的郊区别墅。

    这一天我也有机会观察到居住在里斯本这座城市里的人，各种类型和各种经济条件的。有穿着深色西服的男士和优雅的女士，有刚从农村来到首都的暴发户，他们购买金表，镶金牙，也有穿着黑衣服像乌鸦一样的女人，气势汹汹的德国人，垂头丧气的犹太难民们。有的在街上匆匆行走，有的排着长队只为买到一张通往救赎的票，还有从战争和被战争破坏的地方逃出来的操各种口音的外国人。我知道，罗萨琳达也在他们中间。我装作心血来潮，要求乔恩带我去看看美丽的自由大街，那些黑白相间的碎石路，还有两侧的参天大树。她就住在那里，一百一十四号。正是贝格贝尔送到我家的那些信上出现的地址，那一夜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苦涩的时刻。我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