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接近半夜了，大厅里穿法兰绒西服的、穿军装礼服的、穿晚礼服胸前戴珠宝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是西班牙人，但是也有很多外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所有参战国家的人都夹杂其中，跟我那些有钱有势的祖国同胞们混在一起，所有的人似乎都暂时忘却了欧洲正在经历的这个野蛮时代，也忘却了他们所处的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正在告别它历史上最黑暗、最可怕的一年。到处都能听见大笑声，一对对来宾在康加鼓和爪拉恰舞曲富有感染力的节奏中滑人舞池，乐队的黑人乐师们倾情演绎，毫无倦怠。一直站在楼梯两侧迎接我们的侍应生，穿着笔挺的制服，开始在人群中分发小小的葡萄篮子，并邀请宾客移步露台，伴着附近太阳门的新年钟声吃下这十二颗葡萄。父亲朝我伸出胳膊，我挽住了他，虽然我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走到了今天，但仍默默地互相接受了彼此，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在露台上，我们跟几个朋友聚在了一起，还有他的儿子和那两个把我骗来的顾客。他把我介绍给了卡洛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长得很像父亲，跟我却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他怎么可能想到，面前的这位外国时装师身上流淌着跟他一样的血液，而且他的兄弟还曾经控告她诈骗了他们两个人的一大笔遗产。

    似乎没有人在意冬日夜晚的严寒，宾客增加了好几倍。服务生们不停地穿梭于客人们中间，用巨大的雪白餐巾裹着香槟酒瓶为大家倒酒。热烈的交谈声、笑声和碰杯时叮叮当当的声音回荡在空气中，像炭火一样直冲严冬的夜空。像是有刺耳的咆哮声传来，是街上那些不幸的人们在一起庆祝新年，黑暗的命运让他们的生活只能维持在最低水平，在新年来临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分享一壶廉价的白酒或者一瓶像岩石一样粗糙的卡萨亚茴芹酒。

    钟声响起，先是预备的双响，然后是准点的单响。我开始全神贯注地吃起葡萄：当！一声。当！两声。当！三声。当！四声。第五声的时候，我感觉到冈萨罗的手臂轻轻地环住我的双肩并把我搂向他。第六声，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第七声，第八声，第九声，我盲目地吃着葡萄，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第十声我还能忍住。第十一声，我终于崩溃了。当最后一次钟声响起的时候，我转过身去，在生命中第二次紧紧地拥抱住了我的父亲。

    一月中旬的时候我又跟父亲见面了，并详细向他讲述了现金和珠宝遗失的过程。我想他应该相信了这件事，即使不相信，他也完全没有表露出来。我们一起在亚尔迪吃了午饭，他提议我们继续见面，但我毫无理由地拒绝了。也许我当时觉得想要修复我们之间缺失的那些东西已经太迟了。他却一直坚持，看上去不愿意轻易接受我的拒绝。最终他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的心理防线渐渐坍塌。我们又一起吃了几顿饭，一起去看话剧，还去了一次皇家剧院听音乐会，甚至有一个星期日的早晨还在丽池公园散步，就像三十年前他跟我母亲一样。他的时间宽裕得很，他早已经不工作了。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本可以重建炼钢厂，但是最终放弃了。之后他卖掉了炼钢厂的那些土地，就依靠从土地获得的年金生活。他为什么没有再继续自己的事业？为什么战争结束以后没有重新向前推进生意？我想纯粹是因为他不愿意。他从来没有跟我细说过那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因为他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反而太过理性，不允许内心的情感主宰自己的生活。但是通过几次谈话，我能大致构建出他的痛苦遭遇。尽管他属于战争胜利的一方，但是对新政权也充满了疑议。加之他很健谈，很风趣，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并非想要补偿我童年和少年时父爱的缺失，而是从零开始搭建起一种成人间的友谊。在他的圈子里很快出现了关于我们俩的闲言碎语，旁人纷纷猜测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也听到了无数千奇百怪的风言风语，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