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法兰绒西服。除了身上的衣服不像医生，他跟周围各种专属于诊所的医疗设施也格格不入：一个金属的屏风，上面拉着棉布帘子，玻璃门柜子里装满了瓶瓶罐罐和各种器具，旁边有一张小小的诊断床，墙上挂满了各种头衔和行医执照。他用力握了握我的手，没有在寒暄和客套上浪费任何时间。

    一落座我就开始讲述，几乎是一分一秒地回忆着贝格贝尔来我家的那个晚上，努力不遗漏任何细节。完整复述从他嘴里听到的内容，详细描述了他的状态，回答了十多个问题，然后把给罗萨琳达的信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他。我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表情凝重，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直到不急不缓地抽掉一整盒黑猫。

    “现在还无法说清楚这次换部长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情况非常不容乐观。”他终于掐灭了最后一根香烟，“我们刚刚向伦敦通报了这一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所以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观望。因此我请求您一定加倍小心，不要犯任何错误。在您的家里接待贝格贝尔这件事非常令人担心。我理解您当时不可能拒绝让他进门。让他平静下来，避免他引起更大的麻烦，这一点您也做得很对。但是这次的风险太大了。从现在开始，麻烦您要万分谨慎，尽量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并且请注意您身边的那些可疑人物，尤其是您家附近的，因为不能排除您也受到监视的可能性。”

    “我不会的，您放心吧。”我猜测也许他们对伊格纳西奥和他的跟踪行为产生了一些怀疑，但是我宁愿不问。

    “形势会变得更加混乱，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能肯定的。”他跟我握手道别的时候补充道，“一旦清除了碍事的外交部长，我们推测德国施加在西班牙领土上的压力和影响将进一步增加，所以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准备好应对一切意外。”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严格按照他的话去做：尽可能地避免一切风险，努力减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次数，在收集和传递情报时一万个小心。我们继续做着衣服，活很多，而且越来越多。马努埃拉女士加入时装店里带来的轻松持续了不过几个星期，顾客数量的增加，以及圣诞节的临近让我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到缝纫工作中去。不过在忙忙碌碌的时装工作之余，我也兢兢业业地履行着另一个职责：地下工作。两者并行不背，相辅相成。因此就像花时间精心缝制一件礼服的腰部一样，我也同样花时间去参加在德国大使馆举办的欢迎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的招待会，而打听到这里的德国人都在狂热地等待柏林餐馆奥特霍切尔很快迁到马德里来，对我来说跟为一位男爵夫人的新衣服量尺寸没什么区别，虽然那是纳粹高官们在柏林最喜欢的餐厅。所有这些信息，我都一丝不苟地向希尔加斯汇报：小心翼冀地分解出所有材料，用最简练精确的词语表述出来，然后用针脚把信息转移到样板上，再准时传递出去。遵循希尔加斯的忠告，我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关注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因此那段时间我发现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都是些很小的细节，有可能是新的环境造成的，也可能只是纯粹的偶然事件。某个星期六，我突然发现普拉多博物馆衣帽间里，那个负责接收我装满了样板画夹的光头男子不见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几个星期后，美容院衣帽间的那个女孩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年纪大一些、体形稍胖但同样守口如瓶的女人。街上和各个场所的监视都更加严密了，我学会了如何去辨别那些负责监视的人：身形巨大如衣柜一样的德国人，沉默而威严，身上的大衣长及脚面，千痩的西班牙人，总在某家门厅对面、某个场所旁边或广告牌后面紧张地抽着烟。虽然我基本上不属于他们的监视对象，但每次看到他们的身影，都会努力装作没注意到他们，然后改变方向或换一条路往前走。有时候为了避免从他们身边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