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母亲，谁也不知道我突然离去的真正原因。不管是顾客，还是菲利克斯和坎德拉利亚，我对所有人都借口说我要去趟马德里，看看原来的房子，顺道处理些别的事情。之后母亲会负责编造一些小小的谎言，来解释为什么我迟迟不归，可能是有些生意的机会，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有了新男朋友。我们并不担心被人怀疑，或者这些谎话被拆穿，因为虽然海峡两岸的交通运输渠道都已经正常运作了，西班牙首都跟北非这边的联络还是十分有限的。

    但是我必须跟我的朋友们告个别，默默地请他们为我祝福。为此，在最后一个星期日，我们组织了一次聚餐。坎德拉利亚穿得非常隆重，完全是她概念中的贵妇人打扮，梳着一个用发胶定型的“西班牙万岁”的发髻，戴了一串假的珍珠项链，穿着几个星期前我们给她做的新衣服。菲利克斯带着母亲一起来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她支开。哈米拉也跟我们在一起，我一直像对待小妹妹一样对她爱护有加。我们用酒和饮料干杯，用响亮的吻和真诚的祝福道别。等他们都走了，在门关上的一刹那，我才明白我将会多么想念他们。

    对巴斯克斯警长，我也用了同样的伎俩，但是我马上就知道，这个小小的谎言根本没有让他信服。怎么可能瞒得住他呢？他完全了解我在马德里还遗留着无尽的官司和麻烦，也很清楚我有多么害怕去面对那一切。他是唯一的那个人，猜出我这次看似简单的出行背后藏着一些更复杂的原因，一些不能说的原因。不能跟他说，也不能跟任何人说。也许正因为这样，他选择了不去探究。他没说几句话，像往常一样，用质询的目光看着我，嘱咐我保重，然后就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替我挡住下属们饿狼般的目光和口水。在警察局的门口我们说了再见。什么时候再见？谁也不知道。也许很快，也许永别。

    除了布料和缝纫用品，我还买了一大堆杂志，以及一些摩洛哥工艺品，因为我希望能把我在马德里的时装店布置成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场所，跟我的新名字和所谓的“丹吉尔著名时装师”的身份相符。压纹的铜盘子、五光十色的玻璃灯、银茶壶、一些瓷器，还有三块巨大的摩洛哥地毯。我的新家，将是满目疮痍的西班牙地图上一块小小的非洲乐土。

    当我第一次走进努涅斯德巴尔博阿大街上那套巨大的房子里时，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只等待着我的入住。刷成白色的墙壁泛着锦缎一样的光泽，橡木地板刚刚打过蜡。室内的格局、布置和安放顺序完全是我在西迪曼德利时装店的放大版。第一个空间是三个互通的客厅，比原来店里的面积大了两倍。层高也髙了很多，阳台更加气派。我打开一扇阳台的窗户探出身去，但是映人眼帘的不是德尔萨山峰，也不是格尔盖斯山脉，空气中没有一点儿柑橘花或茉莉花的香味，既看不到邻居家刷着白灰的墙，也听不到清真寺传来的钟声。我一下子关上窗户，生怕再次陷入忧伤。继续往前走，三个客厅的最后一间堆放着从丹吉尔带来的布料，梦幻般美丽的双宫茧丝、蕾丝花边、薄纱、雪纺，各种各样能想象出来的颜色，从沙滩白到火红色、玫红色、珊瑚色，还有各种数不清的蓝色，从夏日清晨天空的湛蓝到暴风雨之夜咆哮的大海的深蓝，应有尽有。试衣间有两个，都装着三面环绕的镜子，边缘还镶着金色的细木边框。因为镜子的效果，空间看起来扩大了一倍。工作室跟在得土安一样，位于房子的中央，只不过比原来那个大得多。巨大的裁剪桌、熨烫台、赤裸的模特儿、丝线、工具，一应俱全。最里面是我的空间，有些过大了，比生活必需的空间要大上十倍。我立刻想到这一切都是罗萨琳达安排的，因为只有她知道我怎么工作，我的房子怎么安排，还有我的喜好，我的生活。

    在寂静的新家里，我的心头又浮现出那些几个星期前就开始在脑海里百转千回的问题。为什么我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