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隔着一个铺着白色桌布的大木桶。木桶上放着两杯酒，一个鸡尾酒瓶，一个装着土耳其烟的烟盒，还有一个烟灰缸。屋子的角落里有一堆盒子，上面颤颤巍巍地放着一个手持留声机，里面传来比莉·哈乐黛的《夏日》。

    自从她去了马德里，我们已经有整整一年没见了。她还是那么瘦，皮肤还是那么透明，还是一头随时都会挡住眼睛的金色长鬈发。但是她的表情已经不是以前的无无虑，也不是跟她丈夫艰难共处时或者后来恢复阶段的模样。我没有办法说清楚到底是哪儿发生了变化，她整个人好像都已经稍稍不同，看上去成熟了些，或许还有些疲惫。从她的信里我已经得知了贝格贝尔的艰难处境，以及她在马德里的举步维艰。但是她从来没有提到过要回趟摩洛哥。

    我们拥抱着，像小学生一样开怀大笑，互相夸奖着对方的服饰，然后又是一阵大笑。我是多么地想念她啊。没错，我身边有母亲的陪伴，有菲利克斯，有坎德拉利亚，有服装店，还有新爱好阅读。但是她的出现仍让我激动。她从来都是不期而至。她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看问题的角度，她的异想天开，她那些小小的任性，特立独行和混乱的语言，我是多么想念这一切，多么想知道她这一年来的境况，所以一坐下来就问了她一连串的问题：在马德里过得怎么样？约翰尼怎么样？贝格贝尔呢？为什么会到非洲来？而她则用些模棱两可的话和生活趣事回答我，直到我的好奇心被充分地满足，不再向她追问更多的事情，她才一边把桌上的酒杯倒满，一边切人正题。

    “我来是为了给你一份工作。”

    我笑了。

    “我已经有一份了。”

    “我向你推荐另外一份。”

    我又笑了，喝了一口酒，跟以前一样，粉红杜松子鸡尾酒。

    “什么样的工作？”我放下酒杯。

    “跟你现在的一样，但是在马德里。”

    这时候我才发现她是认真的，于是收起了笑容，换了一种严肃的语调。

    “我在得土安过得很开心。一切都很顺利，而且越来越好。我母亲也很喜欢生活在这里。服装店欣欣向荣，事实上我们正在考虑请一个学徒来帮忙，还不打算回马德里去。”

    “我没有说你的母亲，希拉，只有你。而且你们不用关闭得土安的服装店，马德里的生意只是临时的，至少我们希望是这样。等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

    “结束？什么结束？”

    “战争。”

    “可是战争早在一年前就结束了。”

    “西班牙的内战是结束了，但是现在又有另外一场战争。”

    她站起来，换了一张唱片，调高了音量。这次是爵士，只有音乐没有歌词。她不想让我们的交谈飘向帘外。

    “现在有另外一场可怕的战争。我的国家已经被卷进去了，你的国家也随时可能加入。胡安·路易斯已经竭尽所能让西班牙置身事外，但是照目前的形势看，这相当困难。因此我们希望能尽一切办法来帮助减轻德国对西班牙施加的压力。如果能实现这一目标，你的国家就可以独善其身，而我的国家也就多了一分胜算。”

    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切跟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但是并没有打断她。“胡安·路易斯和我，”她接着说，“我们正在试图说服一些朋友通力合作。他没能通过外交部向政府有效地施加压力，但是我们从外部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我极小声地问，完全不明白她脑子里在想什么。我脸上的表情一定让她觉得有趣，因为她终于笑了。

    “别害怕，亲爱的。我们说的不是往德国大使馆扔炸弹，也不是去捣毁什么军事设施。我指的是一些谨慎的抵抗运动。比如观察、渗透，从一些小小的漏洞里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