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库斯走了，母亲来了，我的生活又迎来了一个大的转折。她是在一个阴天的下午到达的，瘦得皮包骨头，两手空空，精神萎靡，除一个破旧的包、身上穿的衣服和一份用别针别在胸衣吊带上的假护照，没有任何行李。她看上去好像老了二十岁，形容消瘦，眼窝深陷，锁骨高高地突起。我记忆中偶尔几丝花白的头发，现在已经变成了整绺整绺的灰发。她走进服装店时，就像一个在睡梦中突然被叫醒的孩子，茫然、困惑、陌生。似乎完全不明白她的女儿住在这里，而且从那时候开始，她也将住在这里。

    我本以为那么焦灼急切地盼望来的重逢时刻，一定充满了难以抑制的狂喜。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词来形容那个场景，就是悲伤。她几乎不说话，也不对任何事情表露出任何感情，只是用力地抱住我，然后一直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好像生怕我再次从她身边逃走。没有笑，没有泪，也很少说话。这就是全部了。坎德拉利亚、哈米拉和我精心为她准备的菜，她几乎一口没动。鸡肉、鸡蛋饼、西红柿、欧洲鍉鱼、摩洛哥面包，全部都是我们认为在马德里早就已经吃不到的东西。她没有对我的服装店做任何评论，也没有对她的房间发表任何看法。在她的房间里，我特意放了一张橡木大床，还亲手缝制了一条印花床单。她没有问我拉米罗怎么样了，也没有对我在得土安定居下来表现出任何好奇。当然，她也绝口不提从马德里到达北非的一路坎坷，更不提起此前经历的那些恐怖岁月。

    她对新的环境适应起来很慢，我从来没有想过会看到母亲有这么一天。那个坚决果敢的多洛雷斯，那个永远会在最合适的时候做出最佳决定的母亲，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默畏缩的女人，几乎让我不敢相认。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有益于她身体和心理恢复的事情中去，基本停止了工作。不过暂时也没有什么可预见的重要活动，所以我的顾客们应该可以接受多等几天。每天早上我都把早餐送到她床前：小面包、油条、糖蘸烤面包，所有一切我觉得可以让她尽快增长体重的东西。我帮她洗澡，给她剪头发，为她做新衣服。最初她怎么也不肯走出家门，但是慢慢地，每天早晨的散步成了日常惯例。我们手挽着手走在将军街上，一直走到教堂广场。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会陪她一起做弥撒。我带她走遍了这里的每个角落，强迫她帮我挑选布料，强迫她听收音机里的歌谣，还让她来决定晚餐吃什么。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她开始变回从前的自己。

    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在那段漫长的、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恢复期里，她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她能主动告诉我，但是她没有这么做，我也没有坚持。当然，我并没有那么好奇。我想那只不过是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解脱时产生的一种不真实感，是心酸痛苦过后下意识产生的反应。因此，我耐心地等待她自然地适应，没有给她任何压力，时时刻刻陪伴在她身边，准备着在她需要支持的时候扶她一把，而且随身带着手帕随时准备为她擦拭眼泪，但是她一滴泪也没有流过。

    终于我看到了她的好转，因为她开始自己做一些小小的决定了：今天我想十点钟去做弥撒，我想跟哈米拉一起去市场买些做米饭的材料，你觉得怎么样？慢慢地，当她听到东西掉下来的声音或者某架飞越城市的飞机引擎声时，不再显得那么害怕。弥撒和市场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慢慢地她又开始参与其他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重新开始缝纫。虽然我一直十分努力地引导她，但是从到来的那一刻起，她就没有缝纫表现出任何兴趣，似乎那不是一件她做了三十多年赖以为生的工作。我给她看从丹吉尔买来的外国服装图样，给她讲我的顾客和她们的各种奇怪想法，试图能用以前我们一起缝制任何一件衣服时的琐碎记忆唤回她对针线活的兴趣。但是我并没有成功，就好像我说的是一种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