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阿黛拉·帕金斯被杀了。六辆警车和十七名外表酷似大学生的便衣警察（其中八名女警是从波士顿借调来的）在校园巡逻。但是，弹簧脚杰克还是准确无误地瞄准了我们的一个同学，并将她杀害了。伪装的春天，虚假的春天，在这当中，起到了唆使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杀了她，并把她留在她那辆1964年出品的道奇车上。第二天早上，她被人发现背靠在驾驶座上，身体的一部分在后排座位上，还有一部分在后备厢里。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这是事实，不是谣传——有两个血淋淋的大字：哈！哈！

    凶案发生之后，校园里并没有出现轩然大波。

    在这之前，谁也不认识阿黛拉·帕金斯。她属于那种默默无闻、饱受折磨的女性，从下午六点到晚上十一点，在食堂打工，那是最累的时段，你面对的是一群群热爱汉堡的学生，他们在学习的间歇，从图书馆绕道此处。在过去的三个雾夜里，相对来说，她比以前感觉轻松，因为，宵禁令必须严格执行，九点之后，来食堂吃宵夜的只有饥肠辘辘的警察和开心的门房—一空荡荡的楼房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他们习惯性的暴脾气。

    剩下的内容不多了。警察跟我们大家一样，快要崩溃了。他们被逼到了绝境，没办法，只好逮捕了一个无辜的研究生，社会学专业的，同性恋，名叫汉森，格雷。他说，在那几个关键的夜晚，他“记不清”他去了哪里。他们对他进行了指控，并且审讯了他，可是，在草莓春天最后那个无法形容的夜晚，玛莎·柯兰在林荫大道上被杀了，因此，警方只好匆匆把他送回到他的老家——新罕布什尔城。

    她为什么单独外出？没人知道。她是个忧伤、可爱的胖女人，跟另外三个姑娘合住在城里的一套公寓里。她跟弹簧脚杰克一样，默默地来，又默默地去了。她为什么来这儿？也许，原因很复杂，很难驾驭，或许凶手也处在相似的境遇中，超出了常人能够理解的范畴。他们可能想和那个温热的夜晚、那场温热的浓雾、大海的味道，以及冰冷的尖刀来一次极端激情、浪漫的零距离接触。

    那是二十三号的夜晚。二十四号那天，校长宣布说，春假提前一周开始，我们大家立刻散去，不是兴高采烈地，而是如惊弓之鸟。结果，校园顷刻间空了，出没的只有警察和一个黑影。

    我的车在学校，我带了六个人，他们把行李匆忙塞进车里，我们就出发南下了。这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尽管大家都明白，可是，弹簧脚杰克没准儿就在我们车上呢。

    那天晚上，气温降了十五度，呼啸的北风席卷了整个新英格兰地区。开始是冻雨，后来，地面积了一英尺厚的雪。以往负责铲雪的那批笨蛋，这会儿可栽了，累得发心脏病了——突然，像变魔术一般，四月份到了。清风细雨，星光满天。

    谁也说不清，为什么这叫做草莓春天。那是一段邪恶的时间，一段谎言满天的时间，每隔八到十年才有一次。弹簧脚杰克和雾霭一起消失了。

    六月初，同学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变成了一系列书面的抗议和大楼前的一次静坐，而那个时候，在那栋大楼里，一家知名的凝固汽油弹制造商正在举办面试活动。六月末，几乎所有人都刻意回避弹簧脚杰克这一话题——至少，不在公开场合提起。我猜想，有很多人会在心底反复思考那件事儿，并在那个看似完美的疯狂之卵上，努力找寻一条裂缝，以解释那个诡异的系列案件。

    我就在那一年大学毕业了，第二年，我结了婚。我在当地一家出版社谋了一份不错的差事儿。

    1971年，我们的孩子出生了，现在，他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一个漂亮的孩子，充满了好奇心，眼睛像我，嘴巴像她。

    后来，出现了今天的报纸。

    当然，我知道，它在这儿。昨天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