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具代表意义： 叶正猛，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政府办公室主任。

    甘肃人王立泰也是第一次来温州。在老家，他见过家财万贯的温州大老板，也见到过风雨无阻在街头钉鞋的温州小老板，直到身临温州，才体会到这个城市的精髓。看着身边匆匆而过的行人，他感觉整个城市就是“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不停地创造着价值”。

    有人说，将来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必定在温州。不过，下一个千年的温州商业会沿着什么逻辑与脉络薪火相传？今天那些初创而成的商业王国中，何种类型的企业可以经得起百年间社会变迁、结构调整、板块重组后依然占据主流？

    但担心也变成现实。2000年，深圳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四川为510美元，而贵州只有280美元。生活其中的老百姓强烈地体会到差距： 当京城时髦男女朝圣般地赶到剧院看《切格瓦拉》时，贵州省许多山村甚至还没有通电。

    站在千禧年来看，各种反思绝非心血来潮，但其中的分量，则需要细细品味。

    高天乐，天正集团公司董事长。5万元起家，10年后，资产数亿。三人同行，目的各不相同： 叶正猛打算招揽人才，任雁鸣前去投资，高天乐“想再伸一条腿”，完成战略扩张。

    而这时有人认为此事纯粹是自我炒作。面对质疑，彭星辟谣说：“从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是很真诚的态度。如果我们真是炒作，当初该搞个新闻发布会之类的。可其实我们只是在当地媒体采访我们时，谈到了我们想请克林顿做形象代言人的打算。”

    问题成堆，不改革没有出路，突破口放在了严治腐败。声势凌厉的反腐随即到来。中央电视台“极少曝光负面新闻的栏目”《新闻30分》，罕见地斥责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这位副省级官员被执行死刑，罪名贪污腐败。当时，另外一位部级高官成克杰正在接受中纪委调查，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走私案也进入尾声。

    平阳人李东来山西多年，从挖煤人到煤老板，身份巨大转变，不过数年时间。2000年，中国采矿权市场实质上已经形成。李东联合同乡承包村集体煤矿，拿到几十口煤井。煤价暴涨10倍，李东等“煤老板”几乎一夜暴富。

    随着更多人的介入，煤矿市场逐渐演变成一场“击鼓传花式的疯狂游戏”，不断陷入疯狂。一座煤矿的价格从300万元，被炒到500万元，而后一路飙升，上涨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数亿元。温州人仍乐此不疲，买进卖出，“总以为能找到下家”。多年后，国家宏观调控之手翻云覆雨，来不及全身而退者成为最后的牺牲品。

    2000年这一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次讲话被发展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开春，中国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关于艾滋病的广告片。每天傍晚6点半，中央电视台第6频道会定期播出一个长达30秒的公益广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如下画面： 一所工地的空房中，穿戴整齐的少年说，“我过去一直是有责任感的。如果没有那黑暗的一夜，我的生活会很好”。在黑暗的一夜，头发染成金黄色、戴着墨镜的小伙子脸色青绿，旁边的注射器空空如也。一个青春的声音充满悔意地说，“我因为好奇和无知而毁了一切”。接下来，“艾滋病”3个红字迎面扑来、令人窒息。尽管“问题在中国很敏感”，拍摄时过程一波三折，甚至因为演员的不情愿差点流产，但毕竟开始受到正视。

    制度出台，一部分人抱持谨慎的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