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甚至发话：“像当年搞特区那样，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

    默默无闻到举世瞩目，“热”起来的西部引起温州市委的重视，政府组织的考察团接踵而至。事实上，敏感的温州个体户们动作要快了许多。

    更早之前，西北地区商家进货需跑到武汉甚至更远的地方，路途遥远费时费力。在西安做服装生意的温州人江金波和林家希抓住市场空当，“拢到一块儿把这钱给赚了”。他们在碑林区李家村租下经营不佳的企业厂房，兴建市场。

    西安浙江村开业，经营低档服装。西北五省及山西、四川客商慕名前来。随后，市场吸收千名下岗职工，每年上缴数百万元利税。起于微末的西安浙江村风头日盛。

    西部大开发，温州人惊觉而起，带着资本和憧憬以及对商业拜物教式的执著，干脆者甚至不带分文只身上路，趋之若骛于西安、兰州等西北城市淘金。打拼的人中，陈玉琴名气不小，她事业几经波折，把温州女人的干练、耐性和不服输，发挥得淋漓尽致。

    怀揣3万元借款陈玉琴闯西北。下火车，她惊喜地发现温州50多元的灯具，这里竟卖到上百元还多。陈玉琴本能地判断，这是缺少竞争但利润巨大的行业。她花万元租下店铺，一面墙摆灯具，另三面转租给别人。尽管不伦不类，她还是勇敢地打出灯具店招牌，开张营业，4卡车灯具销售一空。

    灯具零售有利可图，当地人效仿。半年下来，利润骤减，陈玉琴转而经营灯具批发，“灯具店如果都找我进货，生意不好都难。”可惜，天不随人愿。灯具店老板们并不批量进货，而是卖一个进一个，陈玉琴的批发店实际成了别人的库房。经营失败，血本无归。陈玉琴改行做服装生意，苦拼半年，重新“活”了过来。

    这一年，温州人到西北创业者众多。惊鸿无数、藩篱丛生，行业千差万别，但共性明显： 挣钱。当一个月拿2000元时，他们想着下个月怎样拿3000元。西北人对此不可理喻，“要那么多钱干嘛？”他们能挣到1000元工资，就已觉得“800元足够了”。巨大的思维差异让温州在每一个缝隙和角落中游刃有余，把民营经济的草根本性发挥极致。

    时空经常错位。无论你是何种角色，都不要被历史的大潮淹没，或者冲刷去独立存在的价值，至少要在大时代中做个坚强的小人物。多年后，有人才幡然醒悟，对当初明显落后于时代的思维感到后悔。可是在那时，杂草般丛生的温州草根们占据大多市场空白，后来者似乎已无立锥之地。甚至遥远的海外，温州人也努力着出人头地。

    夏天，美国西海岸惠风和畅。

    为筹建中的研发机构招徕人才，南存辉飞赴硅谷，却听到刺耳的声音。流亡美国的“民运分子”魏京生、吴弘达发表言论，“中国政府限制和歧视私营企业，不尊重在华投资的外国厂商，只保护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

    魏的无稽之谈居然得到美国国会议员马克的信任。后者计划在国会会议中大做文章，提出取消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原“最惠国待遇”）的议案。一旦议案通过，中国进出口企业将面临巨大损失。南存辉了解情况，当夜发送邮件给马克，说明真相、驳斥偏见。

    第二天，洛杉矶，国会议案如期举行。南存辉针锋相对，自掏腰包召开记者招待会现身说法。他拿着一份《中华工商时报》慷慨陈词： 报纸统计，正泰集团是当时中国第八大民营企业，1998年产值20多亿元人民币，约合3亿美元。假如一直受到限制和歧视，我们能在短短十来年，由一个几万元起家的小作坊发展到如此规模？

    台下的美国记者兴趣陡增。南存辉进一步反问：“我的家乡中国温州，私营经济占95％。没有国家政策扶持，怎么可能有私营企业的今天？”最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