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在中有如此文字：“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而只需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产权与公正规则的实施上……”“温州的改革被称为是一次‘自费改革’，它在没有取得正式的‘改革授权’、‘政策资源’条件下，自发自觉、从下而上变革经济。”所以，“八大王事件”之所以有价值，就正是因为它将拉开我们正要描述的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史中政府观念转变的序幕。也就是因为政府态度的趋于明朗，民间经济力量在与地方行政力量冲突了几个回合之后，双方终于达成某种无言的妥协。

    袁芳烈等人开始反思。政府对自发私营经济态度也由无所适从、时紧时松，到“无为而治”，直至顶住压力极力保护民营企业。从此以往，历届政府一直用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自由领域不受侵犯，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正是由于政府的放手，温州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私营企业从此再未受到致命的冲击。

    打鱼、打铁、打拳的郑元豹，通过熟人承包了停产的飞鹰机电控制厂。他给对方的承诺是： 我投资、我制造、我销售，利润你们拿60%，我只要40%。

    1892年8月31日，有关温州工商概貌的报告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人的办公桌上。一位英国人煞费苦心地在报告中写道：“温州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使之有希望成为外国人在中国的居住地。气候温和有利健康，靠海空气清新……”但在伦敦英国海关总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这份关于温州的报告并没能引起欧洲人的兴趣——那里的贸易业绩一直很不出彩，令人失望。

    车站商店里小糖和部分品牌香烟已敞开供应，这在前几年不可想象。在一小吃店，要了两个花卷，一碗绿豆粥，一个咸鸭蛋，共花费2角5分，真是便宜又爽口。与此同时，温州之外的广袤国土上发生着沧海桑田、气象万新的变化。

    两周后胡金林回到柳市，发现税务部门在他的门市部水泥柱贴上一张白纸红章的文件，通知营业税从0.35%连补带罚上调增加到6%。再过了一个月，工作组告知他：“从现在起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直接或间接表明，胡金林将是下一个整顿对象。此时，其他的“大王”们已经陆续被叫到工作组，且进去就没有再出来。

    1978年年末，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已经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远处驶来一辆拖拉机，他拼命追赶，可拖拉机还是驶了过去。他只能在寒冷中耐心等待搭乘下一辆车，载他到下一个推销地点。一天夜里9点，在公路上冒着刺骨寒风等了4个多小时，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过的运煤车。此时，他心中唯一的心愿是能喝上一碗热开水，能在两块钱一夜的通铺上肆无忌惮地睡一觉。

    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当时，最热闹的前后市街，“八大王”彼此店铺相邻。而10多年后才声名鹊起的正泰南存辉这时刚辍学不久，正在“目录大王”叶建华的店门前练摊修鞋。

    春水萌动

    12岁的周成建，将父亲买给姐姐做嫁妆的缝纫机零件拆了一地，被父亲暴打了一顿。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当名裁缝……

    一位叫陈春先的教授穿着特意购置的西服访美回国，带回中国同行还很新鲜的事物——硅谷创业精神。谁也未曾想到，正是此人在一潭死水的中关村掀起惊涛波澜。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温州就被一种神经质的质疑与争论压抑着。整个经济局势在争议中于积极和消极中飘摇不定、左右摇摆。局势不明朗，各方都在沉默中博弈、抗衡。几乎每个私营经营者都小心翼翼，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