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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男人愉悦的冒险游戏
  我们那时走了13个城市,到哪儿都不带钱,哪儿都有兄弟,打个电话就有人送钱来,虽然钱都是借来的,但那种感觉很好。这个过程符合男人的征服欲和创造性,社会也满足他的虚荣心。多数人欲罢不能。

    反差特大的是,我们做到10个亿的时候,兄弟都散了,没人来叫大哥了。现在我到外地都打的,习惯了,公司有车我都不坐。自由,没有前呼后拥反而自由了。

    可是,当我们从1996年开始卖资产还债,卖掉一个便失落一次。记得东北华联的项目,1994年买的时候,7000万谈好了,一个官员非要我们多给800万额外的钱,帮助他指定的一个小兄弟。功权过去和他谈,官员把批文就压在酒桌下,说你钱打来我给你。功权打电话回来说,“真他妈恶心。7000万已经付了,怎么办,这800万答应不答应?”我说,“你告诉他,我明天带支票过去。”他就把批文给了我们。第二天我带了一半,400万,想着能省就省。那人火了,说我还能再发个文把它废了。我和功权也火了,告诉拿到钱的那个人:“你告诉他狗日的,社会风气不好,你知道我也知道……”

    第二天我就跟功权去他老家了。三九的大雪天里看到他小时候生活的环境,还有一个半傻的姐姐和他老舅,老舅和牲口住在一起。晚上,我们对着残垣断壁喝了很多酒。心里有一股悲凉感,一种委屈和义愤,感觉到命运太残忍了。凌晨,天快亮回到酒店时,那人派的人坐在酒店等我们,说这事就不说了,过去了。

    但他后来散布谣言说我们没信誉。我很生气,打了个比方,我说就像良家妇女走在黑胡同里,碰上一个拦路强奸的,我无奈地认了。可他正要“办”的时候,胡同口闪过一个身影,我喊了一嗓子,那人被抓起来了,是我没信用还是他是坏人?很多人听完这个比喻就明白了。

    他知道后很不高兴,隔了两年我们卖华联的时候他就设法阻挠。我们找好了一个上海企业,合同都签好了,还能赚些钱。但他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到上海考察,回来说和上海人做生意没底,不能卖给上海人,要卖给本地人。结果冒出来一个人,江湖上的,有几个兄弟,是卖药的,他要买,却只出到上海人一半的钱。我们实在没招,也烦了,就卖了。

    卖的那天又是一个冬天,零下二十度,我们在餐馆里和那个老大喝酒。我们问他,对这么难“伺候”的官儿,你怎么办批文啊?他说,“简单啊,不办,派两人跟着他媳妇儿;还不办,再派两人跟他女儿。”后来果真办得很快。我们却损失了4000万。

    所以说卖的过程也很痛苦,花了我们几年时间。一个男人从征服到承认失败,虚荣心彻底扫地,每卖一次都是失败,挖的坑都得后来找土(钱)填啊。

    2000年前后德隆为了把自己的故事说圆,也为了证明道德的合理性、赌博的合理性,编了很多故事,即所谓“产业整合”。结果这个故事把他们自己骗了。

    对男人来说,承认失败、主动收缩的决心是很难下的。我们是比较理性的人,自我反省后主动做出了收缩的决定,不是被动的。我们概括自己是短贷长投;无独有偶,德隆后来把这叫做短融长投。

    “原罪”引发的财务危机就是高负债、高暴利、高风险,结果只能是“以老板为市场,以银行为客户,以笼络为管理,以调账为经营”。所以,民营企业成功概率很小。德隆和我们的历史相比,差了这么一个自觉革命的坎儿。

    我们也思考,为什么当时能收,而很多人不收,不承认失败?其实是男人张狂、征服的本性和想要成为一世英雄的虚荣心把事业的方向给误导了。1997年我们开始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之所以吸取老庄的思想是适应环境的需要,男人的妥协也要有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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