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他们能帮上忙吗？”部长问道。

    “如果豺狼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厉害，”罗兰上校回答道，“那么我认为，在巴黎如果有人能找到他的话，那就是工会的人。”

    “他们在巴黎有多少人？”部长怀疑地问道。

    “大概八万人。分布于警察、海关、共和国卫队、情报局，当然还有黑社会组织。而且他们是有组织的。”

    “你自己看吧。”部长说道。

    没有人再提议了。

    “好，那就这样了。勒贝尔队长，现在我们想要从你那得到的就是一个名字、一个体貌特征和一张照片。得到这些之后，这个豺狼只有六小时的自由了。”

    “事实上，我们还有三天。”勒贝尔凝视着窗外，说道。他的听众都惊呆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马克思·费尔内问道。

    勒贝尔迅速地眨了眨眼。

    “我必须道歉。我之前没有看出这一点来实在是很愚蠢。这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确信豺狼有一个计划，他自己选了个日子刺杀总统。当他离开加普，为什么没有立刻扮成詹森牧师呢？为什么没有立刻开到瓦朗斯跳上来巴黎的特快列车呢？为什么他到法国之后整整一周都在那儿打发时间？”

    “嗯，为什么呢？”有人问道。

    “因为他挑好了日子，”勒贝尔说，“他知道该在什么时间发动攻击。迪克雷队长，今天总统有离开爱丽舍宫外出的活动安排吗，或者明天，或者是星期六？”

    迪克雷摇摇头。

    “那星期天呢，八月二十五日？”勒贝尔问道。

    桌子周围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就像风拂过玉米地一样。

    “当然，”部长轻声说，“解放日。而且要命的是，在座的诸位，大多数人那天都要和他在一起。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日。”

    “完全正确。”勒贝尔说道，“我们的豺狼有点像心理学家。他知道一年之中有那么一天，戴高乐将军哪里都不去，就在巴黎。那么，这一天就是他的大日子，也是这个刺客等待的日子。”

    “既然如此，”部长兴奋地说，“我们就已经抓到他了。现在他的情报来源已经断了，巴黎哪一个角落他都无法躲藏。我想，在巴黎是不会有人收容他并把他保护起来的；即使是强迫他们，他们也不会干。我们抓到他了。勒贝尔队长，给我们那个人的名字。”

    克劳德·勒贝尔站起来走向大门。其他人也都站起来准备离开去吃午餐。

    “噢，还有一件事，”部长叫住勒贝尔，“你怎么知道要窃听圣克莱尔上校私人公寓的电话？”

    勒贝尔在门口转过身，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他说，“所以昨天晚上我窃听了你们所有人的电话。日安，先生。”

    下午五点，豺狼坐在音乐厅广场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喝着啤酒。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脸上也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挡太阳。他看到两个男人从街上走过，忽然有了主意。他付清酒钱，起身离开。他顺着街道走了一百码，看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一家女性化妆品店。他走了进去，买了些东西。

    六点，各家晚报都换了它们的头条新闻。最新的版本上，报纸顶部印着整行令人惊叹的标题：杀死男爵夫人的凶犯逃至巴黎。标题下面有一张沙隆尼尔男爵夫人的照片，那是五年前她在参加巴黎一个社交晚宴时拍的。一家图片社从档案里找到这张照片，所有报纸都用了同一张照片。六点三十分，罗兰上校胳膊下面夹了一张《法兰西晚报》，走进华盛顿街的一家小咖啡馆。皮肤黝黑，下颌突出的酒吧侍者仔细地看了他一眼，朝大厅后面的另一个人点点头。

    第二个人走过来和罗兰打招呼。

    “罗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