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让她先出去，然后挽着她的手，领着她走下台阶，走向等候着的雪铁龙。他们在车边分开，总统夫人钻进前面那辆车的后座左边，总统从右边上车，坐在她的身旁。

    他们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时任法国陆军装甲和机动部队的总参谋长，检查确认了车的两个后门都锁好后，坐在了前排马罗克斯的旁边。

    其他两名陪同总统夫妇走下台阶的官员坐进第二辆车。身材魁梧的亨利·德茹代尔是今天的当值保镖，他是卡比尔人，来自阿尔及利亚。他坐到前排司机的边上，松了松腰际的大左轮枪，重重地靠在了椅背上。从这一刻起，他的眼睛就开始不停地转动。他不是在看前面的那辆汽车，而是在汽车快速行驶中注视着两旁人行道上和汽车转弯时街上的一切动态。第二个人向留下来的当值警卫说了句话，然后钻入车的后排。他就是让·迪克雷，总统的警卫队长。

    西侧墙的旁边，有两个戴白色头盔的摩托车手。他们发动引擎，缓缓驶出阴影，朝大门驶去。他们彼此相距十英尺，并排在出口处停下来向后望。马罗克斯将第一辆车驶离台阶，转向大门，开至摩托车警卫的后面，第二辆车也紧随其后。这时是晚上七点五十分。

    大铁栅栏门再次打开，这支微型车队经过站得笔直的卫兵，驶入奥雷诺大街，行至大街尽头后，便进入了马里尼街。栗子树下有个年轻人，戴着白色的摩托车专用头盔，站在一辆小型摩托车旁。一看到车队经过，他便从路边骑出，与小车队拉开一段距离后跟踪前进。八月的周末，路上的交通一切如常，总统出行也没有事先通知。只有前导摩托车的警笛声向执勤交警通报着车队的到来。交警们疯狂地吹着哨子，挥着手，及时拦住其他车辆，让车队通过。

    车队在林荫道上加快了速度，飞速冲进了克莱蒙梭广场的阳光中。车队笔直地穿过广场，向亚历山大三世桥开去。那辆小型摩托车车手一直跟在官方车队的后面，没遇到任何麻烦。过了桥，马罗克斯跟着领骑的摩托车驶入加列尼将军大道，然后是宽阔的荣军院大道。跟踪的摩托车车手现在知道他要的答案了。他在荣军院大道和德瓦雷纳大街的十字路口处放松了尖叫着的油门，驶向街角的一个咖啡馆。他走进咖啡馆，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大步走向咖啡馆后面的电话机，打了一通本地电话。

    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等在默东郊区的一个咖啡馆里。他三十五岁，已婚，有三个孩子，在空军部工作。他有着正常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但内心却对夏尔·戴高乐充满深深的仇恨。他认为戴高乐把阿尔及利亚交给阿尔及利亚人是对法国的背叛，是对那些让他在一九五八年重新上台的人民的背叛。

    失去阿尔及利亚并没有让巴斯蒂安－蒂里个人损失什么。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个人的考虑。在他看来，他是一个爱国者。他坚信，一定要杀死这个他认为背叛了法国的人，以此来表达他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有着和他一样的想法，但很少有人和他一样成为疯狂的“秘密军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发誓要杀死戴高乐并推翻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里就是这样一个人。

    电话来的时候，他正呷着一杯啤酒。酒吧侍者把电话递给他后，就去酒吧的另一头调电视去了。巴斯蒂安－蒂里听了一会儿，小声地对着话筒说：“很好，谢谢你。”然后便挂断了电话。酒钱已付，他慢步踱出酒吧，来到人行道上，拿出夹在腋下的一卷报纸，小心地打开两次。

    街对面的一个年轻女子放下一楼房间窗户上的蕾丝窗帘，转过身对着屋里来回走动的十二个男人说：“是第二条路。”五个年轻人立刻停止绞动自己的手指，跳了起来。他们都不是老练的刺客。

    另外七个人年纪要大一些，相比之下没那么紧张。这群人的首脑是这次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