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疾病在我体内蛰伏了二十五年，毫无痛苦，突然就发作了。人们说我得的就是那种病。

    然而，这种病叫幽默，而不是麻疹。

    时值我们经理五十岁生日，员工们给他买了个银墨水缸。我们涌进他的办公室去送给他。大家让我代表他们说几句，于是我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那可是我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准备的。

    这让我一举成名。我的发言里充满了双关语、警句、绕口令，倾倒全场，喝彩声简直要把房顶给掀掉了——在所有的五金店中，我们店的房子可是最坚固的。老马洛自己笑得合不拢嘴，员工们也跟着哈哈大笑。

    从那天九点半钟起，我作为幽默家就出名了。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同事们吹捧我，我自己也得意得难以言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跑来对我说，老兄，你那天的发言简直是太妙、太精彩了。这样笼统的赞扬话儿当然不能让他们尽兴，于是他们就仔细分析起我发言中的每一个包袱和笑料。

    渐渐地，人们都希望我能把这种幽默一直保持下去。在生意以及日常的事情上，别人只要说得合情合理就行了。而我，却必须要说得风趣幽默才行。

    他们希望我拿陶器开玩笑，对花岗岩也做些嘲讽和调侃。我在店里是副会计师，要是我拿出一张资产负债表却没对总额发表一番搞笑的评论，或是在出售犁具的发票时没找到笑料，同事们就会很失望。渐渐地，我的名声越传越远，成了当地的“名人”。我们的镇子不大，这事很正常。当地的报纸也常引用我的话。在社交场上，我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相信自己的确有大智慧，也能机敏地对答如流。这种能力是我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我的本意是善良和友好的，并不是要刻意讽刺或攻击什么人。人们看到我走过来，就会微笑。我经常用我准备好的妙语，把他们的微笑变成哈哈大笑。

    我很早就结婚了，有一个可爱的三岁男孩，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孩。我们住在一个有藤蔓攀绕的小院里，过得很幸福。我在五金店当副会计师的微薄薪水，使我远离那些因财富过多而产生的罪恶。

    偶尔，我也写些笑话和随笔，觉得挺有趣的，将它们投给专门刊登这类作品的杂志，它们都被立即采用了。有几位编辑还写信要求我继续投稿。

    有一天，我收到一个著名周报的编辑给我写的信。他建议我写一篇幽默文章来填补一个栏目的版面，并暗示，要是文章能让他满意，就给我设一个专栏。我照办了。两个星期后，他和我签了一年的合同，薪水要比五金店的高得多。

    我高兴极了。我妻子已经在心里为我文学上的成功戴上一顶永不凋零的桂冠。那天晚上，我们吃了龙虾、炸肉丸，喝了一瓶黑莓酒。这可是一个让我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解脱的机会。我和路易莎慎重地讨论了这件事。我们都认为我应该辞去五金店的工作，专心投入到幽默小品的创作中。

    我辞职了，同事们给我举行了一个告别宴。我在宴会上的演说可以说是才华横溢、妙趣横生，其全文都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第二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去看闹钟。

    “哎呀，迟到了！”我大喊，连忙抓起衣服。路易莎提醒我说，我不再是五金店的奴隶了，也不用再领承包商的生活费了。我现在是专职的幽默作家了。

    早饭后，她自豪地把我领到厨房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老天呀！这里摆放着桌椅、稿纸、墨水、烟灰缸，还有作家所需的一套装饰品——插满玫瑰和金银花的花瓶，挂在墙上的去年的日历，字典，以及一小袋在灵感缺乏时用来咀嚼的巧克力。啊，我的妻子，可爱的宝贝！

    我坐下来工作。墙纸的图案是阿拉伯式，或是伊斯兰式，或是——四边形。我的眼睛盯住其中的一个图案，酝酿着幽默。

    一个声音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