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罪恶的“贸易”
鸦片之祸
“神花”,这是古埃及人对罂粟花的尊称。罂粟,这种原生于地中海东部山区及小亚细亚、埃及等地的神奇植物,人类从青铜时代就已经认识到它的药用价值。然而,对于鸦片战争前夕江河日下的晚清中国来说,罂粟烈焰般燃烧的美丽背后,是罪恶,是贫穷,是死亡。
清朝道光年间,在广州珠江入海口,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
海面上游弋着清朝水师缉查鸦片走私的巡逻艇,艇上都有武宫和十兵。一艘小船开到巡逻艇旁边,船上的外国商人立即向巡逻艇上的武官扔去一个沉甸甸的红布小包。武官熟练地伸手接住,掂掂分量,装进了口袋,然后挥手吆喝声“上船检查”,带领几个士兵走上小船,装模作样地检查一番。他们脚下踩着鸦片箱子,面前堆着装满鸦片的大包,嘴里却说:“没有鸦片,走吧!”便放小船驶向广州去了。
有时,还可以看到装满鸦片的走私船插着“粤海关”的旗号,神气十足地直接开向广州,水师巡逻艇的武官根本不敢过问。他们知道,那些商人已经花钱贿赂了他们的上司。上司允许人家打出自己的旗号,下级也就装着没看见,随它通行无阻了。
这就是当时鸦片走私“贸易”的真实情景。那些外国商船主要来自英国,还有美国和法国。
鸦片又叫“阿芙蓉”“大烟”或“烟土”,是用罂粟果实中乳状汁液制成的一种有强烈麻醉性的毒品。少量服用有镇痛、止泻、止咳作用,可一经吸食,极容易上瘾,慢慢地,人变得面黄肌瘦,萎靡不振,成了“大烟鬼”。严重的可以导致死亡。
英国占领印度以后,强迫当地人民大量种植罂粟,制成鸦片,再由英国的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集中起来,用大船运到中国销售。清朝政府虽然多次颁布过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的命令,但是由于政治腐败无能,不少官员依赖鸦片来消磨荒淫无聊的寄生生活,很多官吏接受内外烟贩的大量贿赂,鸦片走私活动越来越猖獗。鸦片走私的主要口岸广州,上自总督、巡抚,下至差役、兵丁,包括负责对外贸易和缉私的粤海关总督,大多和烟贩沆瀣一气。北京的朝廷贵族大臣,也因为从广州等地官吏那里收到大量贿赂,对鸦片走私视而不见。清朝的禁令成为一纸空文。
挑起战争
清王朝一直采取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规定除广州以外,不许外国船只到其他沿海口岸进行贸易。这样英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远远不能达到他们向中国销售工业产品而牟取暴利的目的。于是,谋财害命的鸦片烟,就成为它们向中国输出的“拳头商品”。
1800年,鸦片输入还只有4500多箱,以后逐年猛增,到了1838年,就增加到4万多箱了。清朝每年出口的大量茶叶、丝绸等土特产,还不够抵偿鸦片的价值。到1835年,中国已有200万人吸食鸦片,每年白银外流420万两。鸦片既害了中国人,又给清朝的财政造成了很大损失。当时,人们把鸦片走私商人查顿等叫做“铁头老鼠”,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外国奸商的丑恶嘴脸。
但是,像“铁头老鼠”那样进行走私活动,只能开掘一个钻进中国的窟窿,而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早已感到不满足。为了扩大超额利润和财政收入,他们开始策划挑起战争。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让公司的广东职员林赛改名胡夏米,冒充“阿美士德”号船的船主,派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当他的助手,通过各种方法到中国沿海侦察。胡夏米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写信说,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足够对付中国了。他建议船上载运600人,以炮兵为主,以便进行陆上作战。巴麦尊接受了胡夏米的意见,一方面极力主张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另一方面对英国政府派到中国管理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