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南州就是他的命，他爱南州，这个地方令他着迷。

    四年大学，他轻轻易易地拿了两次一等、一次两等奖学金，第四个学年没得拿，是因大家都毕了业。按这个成绩，考个研究生是没问题的，他偏又脑子出了鬼，讨厌极了读书，觉得自己再读它几年，不小心再赚个博士来读，一熬就三十岁了，半辈子耗在书本上，人活在世上究竟图个什么呢？况他的英文又是弱项，现在的研究生考试其实是在比英文，要耗一股劲去对付那蚯蚓般的洋鬼子文字，想想更没劲了。他只是不想离开南州这地方。

    黄三木做书生的年代缺少了点做官福份，早先只做过两年学习委员和几年课代表，入了大学，瞎撞撞竟捡了个团支书当起来，到了大三，高年级的元老们一走，他竟做起系里的团委书记，这官做得也委实不小了。

    中国的官论的是为人民服务，服务好了自己也大有好处。像系里、班里的干部，毕业分配时少不了是优先考虑留在南州的。

    那时的黄三木雄心勃勃，心里常念叨的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之类的句子，这些句子洋溢着伟人少年时代的自命不凡，以及后来的确不凡的历史事实。在黄三木之前的历任团委书记，现无一遗漏地留在南州的党政机关工作，最走运的已经做起了文化厅的厅长，处级就有好几个了。

    那文化厅的厅长荣易胜，是政治系的第二任团委书记，这第二任自然是指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二任，文革期间的大学生现在是作不得数的。那天荣易胜到政治系里来风光，一辆乌亮亮的轿车停在系大楼下边，与系里的老师和学生干部座谈了一回。黄三木细细地看了，那荣易胜个头矮矮的，一张脸是最普通不过的脸，头发也没能油光光地往后梳，仍自然原始地遮挡着脑门，只是一副眼镜看上去值好几个钱，文化厅长不时用手指顶一下镜框，一笑就能笑出个春天来，就真像是有文化了。

    黄三木觉得做厅长的确很风光，他是必须做厅长的，然每次想起荣厅长，觉得他委实没有稀奇处，渐渐就把厅长看小了。那天荣厅长和大家谈了回中国文化，把大腹便便（pian）讲成了大腹便便(bian)，听去像在讲拉大便样别扭。他和一位爱好文学的学生干部讲什么托尔斯泰的成名作《战争与和平》，又犯了小小的错误，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时已经三十六、七岁了，而他在二十六、七岁时就已在俄罗斯文坛名声大震了。黄三木觉得自己去当这个文化厅长会更好些，至少能把大腹便便和托尔斯泰等问题讲得更准确些。

    人无完人，话也得说回来。荣易胜在文化界是有声望的，一是他的政治地位，二是他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方面的研究。要谈起嘉兴南湖，红军长征，八年打鬼子，四年打老蒋，个个毛孔都能讲清楚明白。他做这个文化厅长比那些脑满肠肥的人是称职得多了。黄三木对中国现代革命史也是行家，单就延安整风一节，他就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发了两篇论文，这件事荣易胜也听说了。黄三木觉得自己要到荣易胜这年纪，各方面的成果应该更大些。

    他觉得荣易胜的论文偏于知识性，没有什么大的突破，荣易胜是胜不过他黄三木的。等毕了业，去省机关混上几年，局长、厅长，不小心就坐上了副省正省的位置，再往下，想都不敢想了。然他终禁不住中南海的诱惑，政治局委员、常委，总理总书记什么的，也暗暗地让他热恋了好几回。这种话不能跟同学们说，说了也只能以逗乐的性质，自己对自己有话还是得说的。

    黄三木有时觉得自己是不是想得入魔了，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作为的人，在这样年纪，抱负是该有的。各种抱负须因人而定，山里人该抱负自己造幢洋楼，城里人该抱负自己买辆本田王摩托，普通的知识分子该想想博士教授头衔和一两本出得人头得地的书，像他黄三木呢，有学问，有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