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告诫丈夫：“你在外面可得老实点，不然，我可饶不了你！”丈夫便在妻子身上轻打一拳：“不许胡说！”但是，毕竟外面的诱感太多，侯贵卿有追求自由的本性。在两人分离时，他在电话中或写给妻子的信函上说的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恨不能立即团圆，心里却想着多分离一段，有点自由的空间。但他总是怕，享受一段自由是可以的，他永远爱着妻子也是真的。他常常想：感情这个东西，不像银行存款，有一定的数量，别人分去一份，给妻子的就少一点。感情无量。他给别人的再多，也不会减少对妻子的爱。所以，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还是真实的。

    到了侯贵卿这样的级别，也有私人秘书了。这个秘书名叫司马仁，此人做他的秘书，要多么理想有多么理想。

    侯贵卿和司马仁同岁，从初中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文化大革命被煽动起来后，二人又属于一个造反组织。司马仁没有当上头头，可是观点是一致的。在“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高xdx潮中，两人又是一同下乡，在一个青年点，同住一铺炕，被窝挨被窝，上工一起修理地球，下工无所不谈。他们这对特别要好的朋友，有这么多的“一致”，可是论起智商，司马仁却又高过侯贵卿一筹。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也好，“站队亮观点”也好，参不参加武斗也好，在青年点和谁交朋友，团结谁，打击谁，都是两人一起分析，一起商量定夺。司马仁一讲自己的主意，侯贵卿立即说：“有理，有理！就这么办！”

    两个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家庭：侯贵卿的老爹兼岳父，是军队的高干，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地方“支左”；而司马仁的父母却是个平头百姓。二人虽然都上了大学，可是侯贵卿是“指名推荐”的，而司马仁却是靠自己考取的。他们大学毕业后，正赶上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等，一是因为侯贵卿老爹的关系，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侯贵卿不仅没有“打砸抢”行为，还设法保护过老干部。所以他大学毕业后，一参加工作，就火箭似的直往上窜。到了平反冤假错案时，他又负责了一段落实老干部政策工作，很快升到副部级。在给他配备秘书时，他不忘旧友，想起了老同学司马仁。因为目前他面临的形势，担当的任务，需要考虑的问题，比过去更为复杂，如果有司马仁当他的秘书兼高参，就没有可比的人选了！现在他既然有了权，向组织部门要谁当他的秘书，真是易如反掌。

    他一句话就把司马仁调到身边。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地位和智商现在倒了个儿。

    原来司马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一个工厂当宣传干事。一下调到当年的好友如今的副部级主任身边当秘书，司马仁千恩万谢。侯贵卿对他讲：咱们两个对外是上下级，“对内”还和过去一样：好朋友！

    司马仁更为感动：升官而不忘旧情，难得！如果司马仁从一个宣传干事，从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升到局长……没有十年二十年，是办不到的，越往上，像运动员创纪录似的，竞争越激烈，也许在一个“干事”的岗位上，他要碌碌终生。而给侯贵卿当秘书呢？三年，四年，顶多五年，也就有上天之日了。他相信，侯贵卿绝对不会亏待他。

    侯贵卿和司马仁的亲密关系，从相互的称呼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青年点时，司马仁称侯贵卿为“大哥”，因为“司马仁”这个名字叫起来太咬嘴，侯贵卿叫他为“小司”，慢慢变成“小四”加个“儿”韵，就是亲昵的“小四儿”。

    现在，在公众场合，他尊敬地称侯贵卿为“侯主任”，私下还叫他“侯大哥”或“猴儿哥”，而侯贵卿在公众场合叫司马仁为“司秘书”；私下亲热地叫他“小四儿”。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改成“老四”，司马仁私下则叫他“大侯”。

    司马仁向侯贵卿建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