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立即叫办公室主任打电话。

    苏翔似觉言犹未了，便又当着众人的面说：

    “我还是省委副书记哩，地委书记就觉得可以不来见我了？”

    专员一听言重了，连忙作解释，说：

    “剑非前天就下去了，今天一早接到省长要来的通知，我们就给他打电话。他给我来电话说在县里交待一下马上赶回来。绝没有别的意思，请省长不要误会。”

    听专员如是解释，苏翔的气才消了。他的脾性如此，那肚子里的气来得快也去得快，“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他当即哈哈地一笑，说：

    “说清楚了就行，我还以为你们松岭立了什么新规矩，我这个省委副书记，省长只能由地委副书记、专员出面哩！”

    在坐的人都被省长的幽默逗得哈哈地笑了。一笑之下也就“泯”了“恩怨”。

    结果是周剑非提前两个钟头赶回地委招待所，专员的汇报已接近尾声。他只赶上补充汇报了半个钟头，晚饭时给省长敬了两杯“五粮液”。当然，在以后的五天里他和专员一道寸步不离地陪着省长跑了四个县，还看了周剑非夫人所在的茶科所，品尝了他们的“清明茶”。至于那天上午所发生的不愉快之事，谁也没有再提起，省长没有提，他周剑非和专员也没再多作解释，好像这事根本就没发生过。

    各人肚子里都有一本经，如果在坐的十个常委都把自己的“经”端出来，那就精彩了。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借用这句话也许并不恰当，但常委们至少大多数常委，当然，也应该包括是常委或不是常委的副省长们，在这方面是真正做到身体力行了的。对于北京的来客，部长、副部长们自不用说了，司长、副司长们到来，分管的常委或副省长可以说都做到了热情周到四个字，甚至来了处长或什么经办人员，只要是来自要害部门，常委和副省长们也能屈尊接待。多礼固然是中国的传统文明，但也有其最现实的意义：项目、投资、贷款、救济等等，等等，往往伴随“多礼”而来。相反，也往往伴随少礼而去。反正是为了工作，何乐而不为之？至于这样那样的规定和限制，为了工作都可以灵活执行的，“不要太书生气十足了”；“不用公款请客，我私人请得起？又不是为了个人有什么好处”！

    如此等等，谁来判断这类公案的是与非？

    自然，常委和副省长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感情投入，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并非纯粹公对公，对自己毫无好处的。就拿一个处长之类来说，官职虽小他却要返天庭报奏的，也许他可能向司长乃至部长汇报，说好说歹就全凭他的印象了。而这印象又是怎么产生的，有人说得好：一半凭工作实绩一半凭接待热情。这种对半开还算是公平的了。谁像陈一弘那样书呆子作风，差一点连升官也成泡影！

    扯得太远了，还是把话题拉回到常委会议室来。通过了陈一弘的任命之后，话题也自然地转到了冯唐的身上。

    吴泽康还特别汇报了黄人伟副省长那些个性突出的意见，但他将它抹平了，只简单地说：黄副省长的主张是冯唐当市长。这也算如实汇报，因为实质就在这一点上哪。当然，黄人伟对组织部的那番带有很大情绪的话，也许是出于顾全大局，也许是觉得没有必要，吴泽康在汇报中省略了，周剑非作补充说明时，也没有涉及。

    赵一浩在吴泽康汇报的过程中也插了话，介绍了他和钱林谈话的要点以及钱林对冯唐职务安排的意见。

    对于冯唐调到省级机关提拔安排，与会者又都表示赞同而且觉得应该，希望组织部早一点安排。省长苏翔还再次表示：黄人伟副省长的工作由他去作，他还建议组织部不用再去找黄人伟解释了。

    至此，闹了很久的三江市主要领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