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琳南下考察回滨海的当天下午就去了丝织厂。

    这十多天，由市纪委、监察局、公安、检察、工业局、审计局、审计律师事务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对丝织厂进行了全面的审计。刘琳看了审计报告和专题调查报告后，差点儿把美尼尔综合症给气犯了。从长达二十页的审计报告上看，刘琳留一下的丝织厂家产是三千万的固定资产，一千万流动资金，银行没有一分贷款。1993年开始败落，客观因素也存在，一是全国纺织行业全面滑坡，特别是丝绸制品在国际市场滞销，出口配额限制，国内市场又疲软，造成企业“无米下锅”没活干；二是国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银行压贷，资金回笼又困难，三角债增多，使丝织厂出现市场和资金两难，形成恶性循环，迫使企业处在停产半停产状态；三是丝织厂五六十年代的设备陈旧不堪，产品档次又低，花色品种少，又没有叫得响品牌，生产成本高于同行，产品市场竞争力脆弱；四是企业负担偏重，全厂共三千多职工，在职职工不到二千人，离退休干部职工接近一千人，他们工资和医药费总额占全厂50％，等于一个人干活挣的钱要养两个人。所以“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蛋”，职工没有积极性；五是改革力度没有到位。丝织厂改革先是实行股份制，动员全厂干部职11参股。由于职工太穷，拿不出股本，股份制便黄了。接下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模式搬进厂内，分车间搞承包。但企业又有一个通病即包盈不包亏，赚了是承包人的，买别墅买轿车包二奶，亏了是国家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庙穷和尚富，甚至把国有企业变成比私营还要私营，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哪经得起拆腾。但从主观上看，丝织厂班子的腐败和无能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审计报告上说，1993年银行贷款一千三百万，当年亏损四百万；1994年银行贷款一千万，市财政为了扶持丝织厂也拿出无息贷款三百万，结果当年亏损七百万；1995年丝织厂临近倒闭，市里花钱买稳定，协调各家银行再贷给八百万，结果当年再亏八百万；1996年，丝织厂停产，职工每月发180元生活费，离退休干部职工工资每月按半个月标准发放。考虑丝织厂是个无底洞，银行停止贷款。下半年开始，厂里凡是能卖的设备包括废铜烂铁都掘地三尺拿去卖了发生活费。欠了电费被供电公司停了电，欠了水费被水厂停了水，欠环保站垃圾处置费，垃圾成堆，臭气熏天，无人过问。夜里一片漆黑，车间里长满荒草，哪像个工厂。1996年底，市外贸公司为丝织厂揽到了一笔加工十万条被面的业务，为了支持丝织厂作最后一次挣扎。市财政拿出三百万无息贷款，全厂干部职工集资一百万作流动资金帮助丝织厂恢复生产。机器仅转三个月就停了，其结果是应收款增加了三百万，市政府等于把钱扔进了别人的腰包。1997年春节临近的时候，为了过一个安稳年，市里又从吃饭财政中抠出一百万发给停产企业职工，并上门慰问了上百户特困职工。党政机关干部不发一分奖金，其中给了丝织厂三十万元。目前，市丝织厂厂房、土地及无形资产评估二千七百万元，债权九百万元，欠银行贷款三千万元，欠市财政无息贷款六百万元，债务六百万元，尚欠职工生活费三个月计一百二十七万元。帐面亏空不计利息七百二十七万元，实际潜亏已愈千万元，是严重的资不抵债企业。1993—1997年五年间等于败了五千万元，每年亏损一千万元。即使对于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来说，也已是天文数字了。刘琳怎么也不相信这些阿拉伯数字是真的，但它们一行行排列有序，让她看去像天方夜谭一样荒诞。

    然而更让刘琳震惊的事还在后面。审计报告上说，1994年，厂里借口为稳定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养住企业人才，瞒着职工向市里提出了厂内办厂的要求。得到工业局同意后，在深圳成立了丝织品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