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是靠抓人多少来评定工作成绩的，抓的越多成绩越大，所以我找你商量一下，想想办法，我们到市里去跑一跑，找正亭书记和黄市长说一说，能不能网开一面，不要弄到检察院去，让老田把钱退了，回来后再说。”

    宣中阳很不放心地望着郑天良，然后说：“叶书记那里只有靠你去说情了，我是不敢为腐败说情的，老田自己不注意，咎由自取，谁也救不了他。”

    郑天良说：“当然了，求情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说的，我们这是私下里说说，传出去是很不好的。但是，我很为难，因为我跟老田调换了分工，人家以为是我在搞老田，其实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据说是杨功成在审计调查的时候供出了老田，县纪委立即就通报市纪委，我找了市纪委的同志，但市纪委的人凶得狠，一个小科长都敢对我指手划脚的，根本不让我插手。我的意思是，明天我们俩去市里，你不好讲，我来讲，当面向正亭书记和黄市长求情，只要我们尽到努力了，我们也就对得起老田了，这种做法虽然不符合组织纪律，但说老实话，我们现在抓工作应该要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毛主席就曾表扬过邓小平是‘这个同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话又说回来了，与那些几百万几千万的大贪官比起来，老田的这三万多块钱根本不算什么。”

    宣中阳见郑天良说得很诚恳就勉强答应跟郑天良去市里一趟，郑天良说以向书记市长汇报清产核资和审计结论的名义，顺便引到田来有的问题上去，这样过渡就比较自然了。

    第二天，宣中阳到市委向叶正亭和黄以恒汇报合安县工业区的情况，郑天良发现黄以恒跟叶正亭很亲密，叶正亭在听汇报的过程中给茶杯里加水时，主动先给黄以恒的杯子加满，黄以恒说：“还是我自己来吧！”，叶正亭说：“不要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了，总有一天我们退下来都成了老百姓，你不还是我的老兄。等级制度让我们在倒茶问题上都深受其害。”黄以恒和宣中阳郑天良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来。

    因为宣中阳和郑天良主要是为田来有求情来的，再加上黄以恒在场，合安工业区问题无疑是相当敏感的，所以郑天良汇报工业区清产核资和审计情况的时候非常原则而抽象，只是说已经提前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只字不提实际资产情况和审计中存在的问题，不拿出具体数字来。而七绕八绕后，却绕到了田来有的问题上，郑天良说：“田来有同志为工业区建设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工作一直是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的，所以拿了两三万广告回扣完全是一时糊涂，而且这与贪污受贿还是有些区别的，应该把它定性在经营活动中吃回扣这一层来考虑，田来有的问题是属于领导干部不恰当地参与了经营活动，而不是受贿。所以请叶书记、黄市长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从轻处理。”

    黄以恒很详细地看着郑天良，像在研究一件出土文物一样地推敲着郑天良的表情，然后问了一句：“老郑，你是来汇报工作的，还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

    宣中阳看了看郑天良，郑天良说：“汇报工作，也顺便说一说县里对田来有问题的基本态度，中阳同志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宣中阳点了点头，表示肯定。黄以恒说：“我不知道你们合安县委的领导同志是如何理解以法治国的，法律是不是在合安已经成了一纸空文？感情能取代法律吗，市委市政府能以行政命令来废除国家的法律吗？我不会这样做，叶书记也不会这样做。田来有的蜕化变质和腐败堕落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不代表合安县整个班子的形象，不需要开脱什么，他的问题由纪委和检察院来定。”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的这番表白既可理解成他对部下的冷酷无情，也可以理解成他对叶正亭的试探，抢先表明正义后，他要看叶正亭对自己的部下究竟是什么态度，因为叶正亭知道田来有是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