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你非要在大过年的时候按工作原则办事，那你就将麻油带回去，另外我们再坐下来算算今晚的伙食费，人均分摊一下要付多少钱。这不是存心要将我们的关系庸俗化嘛。”

    郑天良无话可说，周玉英接过黄以恒的香烟，说：“只要是黄书记给你的，一千条也照收不误，既不是建筑队给你的，也不是下级给你的，怕什么？”

    黄以恒说：“嫂子，我可没有一千条烟送老郑，我这还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省给他抽的，因为他烟瘾比我大。”

    郑天良晚上回来后，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他觉得黄以恒对自己除了在工作上有些分歧外，在对待妻子周玉英工作的事上，在推荐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件事上，在对他的人格尊重上应该说是无懈可击的，即使在他当副县长一事上也都是当作自己的事来办的。从私人情感上说，黄以恒对自己关爱有加，到王桥实验区当管委会主任，给自己的进退都留好了路，还进了常委。把三省交界的这样一个全省瞩目的综合经济实验区交给自己，也就是给了自己第二次独挡一面再创辉煌的机会，也等于是为自己下一步的政治前途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这里面包含着信任，更包含着关心，但黄以恒不愿直接说出来，他只是说这是不好干的工作，是一个让他很为难的工作，只有不好干的工作为难的工作才能做出政绩来。

    九十年代第一个春节是郑天良过得最愉快的一个春节，他像一个加满了油的推土机，野心勃勃地要在王桥集推出一片崭新的世界来。

    年初六一大早，郑天良就让沈一飞开着县委的一辆旧的桑塔纳送他到了王桥集乡，路况太差，沙石路坑坑洼洼，车子开到半路坏了，郑天良下车后，看光秃秃的土地在阳光下就像被撕碎的枯黄的古书铺在冬天的风中，郑天良站在风中抽了一支烟，又撒了一泡尿，上车后，他感到有些冷。沈一飞捣鼓了好半天才将车子弄响，破旧的车子与破烂的道路相互折磨，车轮下面发出古怪的声音，像一个残废的老人发出的哮喘声。

    沈一飞现在的态度很好，他上下车前都主动为郑天良开车门，郑天良就不客气地对他说：“像你这样把注意力放到开车门上的司机，我对你能否把好方向盘很不放心。”沈一飞态度谦恭地说：“黄书记叫我一定要将郑县长服务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郑县长多多批评。”

    郑天良问：“黄书记叫你给我开车门了？”

    沈一飞不支声。郑天良并没有考虑如何让黄以恒兑现配一辆新桑塔纳的事，他在想如何让第一期五百万资金尽快到位，通往县城的这条路简单地维修一下就要花四五十万，而实验区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占地一万二千平方米，即使建简单的铺面，加上道路水电改造，至少要六百万，五百万根本不够，还有王桥集位于合安县的“西伯利亚”，要想让外省的商户们都来交易，首先是王桥集联结外省边界的三条公路四十七公里按初等级标准修建，至少也要三百多万，还有二期的小商品批发交易市场的资金两千万能不能保证得了，县里的“五八十”工程资金缺口大概还有一个亿左右，这种矛盾怎么解决。好在合安县现在是全省经济改革的试点县，有省市领导的支持，银行里有的是钱，银行里的钱是国家的，国家当然不会在乎合安县两三个亿资金的。社会主义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拿国家的钱办小家的事，花国家的钱比花老子的钱还轻松，有时儿子不还老子的钱，老子跟儿子动手打架，但花国家的钱没人来跟你打架，钱不是银行私人的，你花的钱都用在了建设上，又没贪污，怕什么呢？因此官员们最担心的不是欠债，而是借不到债，一些地方官员的政绩就是靠从银行搞来多少钱而评定的，不搞白不搞，为了借债搞一点不正之风就像儿子借老子钱的时候给老子送一包点心一样文明礼貌。郑天良没本事搞钱。

    郑天良是在酒桌上找到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