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省行政干部学院报到的那天，三个人共同乘坐早上五点二十分开往省城的班车。天还没有完全亮，车站上昏黄的灯泡悬在半空圈出脸盆大的一块光晕，有一些虫子围绕着灯光目的很不明确地飞着。黄以恒帮着郑天良提箱子，郑天良说：“不用了，我自己来吧！”黄以恒放好自己的箱子后，又下车在车站的小摊子上买回了一大堆烧饼油条：“郑书记、老吴同志，吃一点填填肚子吧！路上要坐七八个小时车呢。”郑天良不好推辞，就抓起了一块烧饼两根油条啃了起来，而吴成业却拒绝了，他自己从一个帆布包里摸出一块自己烤的大饼，打开军用水壶，独自吃喝了起来。天亮后，郑天良发现吴成业一脸冰柜的冷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

    一路上，郑天良与黄以恒两人只是东扯西拉地说一些自己小孩的事，还说了一些天气热得太早了之类说了就忘的话。他们谁也没有提起四年前的事。现在黄以恒也是副科局级干部，更何况又是同学了。吴成业一路上话很少，问他一句就答一句，有一句话郑天良印象比较深，吴成业说：“并不是我们有能力才需要培养，而是需要培养我们才有了能力。”当时，郑天良和黄以恒都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其实郑天良许多年都没能弄懂里面的意思。

    在行政干部学院期间，郑天良跟黄以恒并没有多少往来，他总有些别扭，而黄以恒倒是坦然得多，虽是同学，仍尊称他郑书记，黄以恒隔三岔五地经常请郑天良和吴成业在食堂小餐厅加餐还弄来一点好酒“古井贡”请他们一起喝，黄以恒多次说：“回去后，我们要加强团结，相互协作，决不能辜负组织上对我们的殷切希望。”黄以恒这句话并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但郑天良听起来就有点刺耳，他觉得小黄用这种平起平坐的语气跟他说话，简直就像哥儿们一样，于是有点自命不凡的郑天良就说了一句不太合乎同学身份的话：“小黄呀，我倒是希望通过这次学习，能使你的组织观念和工作作风有一个根本的转变。”黄以恒又敬了一杯酒：“郑书记的话我会记住的。”这一次，他没有用“指示”，而用“话”，这是比较符合同学之间关系的，而称“书记”当然是对以前一段上下级关系的认同和对郑天良个人的尊重。

    郑天良平时跟吴成业交道比较多，他觉得吴成业是个有水平的人，他对郑天良说中国故宫的建筑让所有进去的人都感到自己的缈小，宏伟之中的压抑，稳重背后的嚣张，宽敞与阴暗构成互补关系。吴成业还经常说一些让郑天良琢磨不透的话，他说：“你这个人就像中国传统的寺庙，即使你本身再结实，但庙里如果没有人念经，没有香火，那就只能是一个空壳。”郑天良问：“此话怎讲？”吴成业不说了，郑天良就骂他：“你他妈的真该再打成一次现行反革命！”吴成业笑笑，还是不搭腔。

    毕业前一个月左右的一天傍晚，郑天良到老师那里交掉了毕业论文《解放思想关键是要落实在行动上》，郑天良的论文受到了教政治学的王恳教授的高度肯定，观点新，问题尖锐，现实意义很强。论文中郑天良指出“解放思想是容易的，但解放行动却是很困难的。现在的领导干部大会小会都说解放思想，但真正落实到改革行动上的很少，思想通了，行动不通。”文中还举到了自己在苏南某市推销蔬菜时被蔬菜公司领导称为“投机倒把”。受了教授表扬的郑天良情绪有些膨胀，回来的路上还哼起了与年龄不相符的台湾校园歌曲《踏着夕阳归去》，其时校园里的树上和楼顶上落满了夕阳的余辉，学员们三三两两地去食堂吃饭。

    郑天良到宿舍拿饭盒准备去食堂吃饭，在宿舍楼梯口，他看到了黄以恒正和县商业局耿天龙局长说笑着从楼上下来，他们身边还有一个很亭亭玉立的年轻姑娘，郑天良发现姑娘的牙齿很漂亮。

    耿天龙说：“郑书记，你到哪去了，我们在到处找你。走，喝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