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派来一个工作组帮着抓革命促生产，组长是一个脸上长着胡子、酒糟鼻子很明显的黄国标，黄国标的主要任务本来是帮着社员们批判林彪的，并告诉社员们林彪是如何跟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穿一条裤子的，秃头社员郑广发因为跟林彪的头顶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有点忌讳，于是就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林彪是副主席，每天都有肉吃有酒喝，不可能没有裤子穿，更不会跟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姓孔的合穿一条裤子。社员们轰堂大笑，大伙坐在柳树林荫下，有的掏鼻孔，有的抠脚丫，还有一些人玩弄着活捉的知了，唧唧地叫个不停。批判会开得很不严肃，老百姓对抓革命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更关注的是口粮。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文化革命主要是夺权与反夺权，在上层革命还有点意思，对于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来说，是相当无聊的，学文件只不过是想逃避太阳的暴晒，所以社员们一到夏天和天寒地冻的时候，就强烈要求批判林彪。黄国标气呼呼地对我舅舅郑天良说：“群众的觉悟太低，你是回乡知青，要带头学好文件抓好纲。”我舅舅嘴上答应，但实际行动也是比较消极的，因为他虽然是大队兽医，但他的业务范围实际上已扩大到了全公社，骟牛卵子的活根本忙不过来。黄国标在舅舅几次缺席批判会后，一次当着大队书记陈根生的面狠狠地批评我舅舅说，“郑天良，你的思想态度很成问题，只顾走白专道路，当技术权威，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全断了。再这样下去，我就叫人把你送到县里去办学习班！”我舅舅吓得头上直冒虚汗，按照大队书记陈根生指示写出一份检讨给工作组，才算过关。在舅舅小心谨慎学习文件的那天下午，红棉生产队张二槐跌跌爬爬地来喊我舅舅，红棉队一头正在耕田的牯牛急性拉稀，已经瘫倒了，我舅舅听了后，夹起箱子就跑，黄国标正在讲到“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他命令我舅舅：“不许走！”等学到黄昏我舅舅赶到红棉小队的时候，那头正当壮年的牯牛已经咽气了，养牛的张二槐抱住牛头捶兄顿足号啕大哭，黄国标不会知道，乡下的一头耕牛比一条人命还要重要，去年冬天前庙生产队死了一条耕牛，看牛的钱朝贵就上吊自杀了，所以我舅舅只要一听到牛病了，总是拔腿就跑。

    第二天前庙队又有人来叫我舅舅，生产队十八头猪患暑热不吃食了，我舅舅跟大队书记陈根生请假，陈根生看了看黄国标，黄国标非常果断地说了两个字不行。一向温和的我舅舅终于眼睛通红地在学文件会上跟黄国标干了起来，他将颜色陈旧的药箱子垛到黄国标面前的一堆文件上：“你们这些城里大老爷们对人民群众还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红棉队的牛已经死了，还要前庙队再死几十头猪，安的什么心？”

    黄国标愣住了，他嘴上的胡子在夏天的闷热中渗出许多汗水。突然他从猝不及防的袭击中迅速反应过来，于是果断地拍响了桌子：“下面有没有基干民兵？给我将郑天良捆起来，我现在就可以定他个现行反革命。”

    可下面一点动静都没有，现场僵住了，空气也凝固了。

    我舅舅一副李玉和英勇就义前的大义凛然。

    陈根生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伪军一样，一边对黄国标点头哈腰，一边狠狠地训斥我舅舅：“郑天良，如果你不写出触及灵魂的检查来，我就把你吊在树上抽！”可我舅舅拎起药箱义无反顾地消失在黄国标愤怒的目光中。

    此事过后，黄国标也感到非常烦恼，县里阶级斗争搞得如火如荼，可乡下却死水一潭，难怪毛主席当年要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群众的觉悟太低，连郑天良这样回乡知识青年都对革命如此冷漠。于是他在乡下一边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一边怀念在县招待所吹电风扇的幸福生活。黄国标是县委招待所的所长，这次被派下来要在大队干一年的工作组长，两个组员是县里和区里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