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烦燥不安从早晨就开始了。琐碎的自行车铃声灌满了大街小巷，密集的汽车拥挤着爬行在举步维艰的道路上，尾部冒出了断断续续的黑烟，一些暗藏的烟囱以固定的姿势继续喷吐着由来已久的工业灰烬，烟囱下面是灰烬一样稠密的人群蠕动在稀薄的光线里，他们来去匆匆，去向不明。

    太阳早就升起来了，是个睛天，但天空灰蒙蒙的，感觉到四处弥漫着浑沌的阳光，抬起头却怎么也看不出阳光是从哪里铺到地面来的，这种别扭的感觉很像是一个穷人无缘无故地接受了一笔来路不明的捐款。于是我的目光开始关注路面上扬起的灰尘和匆匆经过的形形色色的鞋子，当人们走在路上时，鞋子里就装满了思想和动机。

    这个早晨，我的鼻子里充满了新鲜的脂粉的气息和鞋油的味道，我无法想像与我擦肩而过的人们怀揣着怎样的思想开始他们一天的生活，但我却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衣冠楚楚的强盗、骗子、小偷、妓女、越狱逃犯、杀手，还有“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义务献血者，他们的服装和表情掩盖起了全部的真相，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早晨公平地享受着平坦的路面和含糊不清的阳光。当然，除了我自己，也没有人知道我正在忙于离婚。

    我去找律师希望在离婚诉讼中将儿子判给我，一路上不少形迹可疑的人在巷口或僻静处拽住我的袖子向我兜售走私的香烟、手机、仿真男女生殖器，还有一些用来作案的藏刀和麻醉药粉，他们动作敏捷神情诡秘，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眼睛警惕地东张西望着，然后从每个迎面而来的人脸上寻找商机。我对他们说：“我没钱！”经过市政府门前时，发现五六百名下岗工人在静坐示威，他们衣衫朴素面色青黄，一些标语穿插其间，标语上写着“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好”、“纺织工人要上班要吃饭”等，警察们穿着崭新的黑制服手里拎着棍子，却没有人动手。一位牙齿残缺的老工人伸出青筋暴跳的手指着市政府大楼说：“把里面的腐败分子拉出来统统枪毙掉！”身边静坐的下岗工人们顿时快活了起来，他们咳嗽着随地吐痰，七嘴八舌地说：“都枪毙了谁来干市长。”许多人不自量力地抢着说：“我来干！”

    这个秋天来临的日子里，我又一次听到了“枪毙”两个字。“枪毙”其实也就是“处决”的意思，但“枪毙”比“处决”听起来更过瘾，它让人联想到黑洞洞的枪口和血淋淋的枪烟，这种联想可以满足人们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暴力意志和恶毒的念头。

    一个被离婚拖得焦头烂额的人，很难以吃冰淇淋般清凉而平静的心情去面对日益糟糕的阳光，一贫如洗地走在没有方向的风中，你可以在这座城市里很容易找到一个干净的垃圾筒，但却难以找到一个干净的灵魂，城市越来越美丽，城市的行为越来越丑陋，你可以发现公交车上老弱病残专位上坐的全是身体健康的人或头发染得发绿发黄发紫的俊男靓女们，人们在酒桌上茶楼里公开交流开后门行贿受贿的经验，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地打假球、买假文凭，抄假论文，编假档案，造假处女膜。没有一个人脸红，没有一个人忏悔，没有一个人觉得可耻。拍卖文物和拍卖官位拍卖小姐同时开始，美丽的服装与可耻的欲望和谐统一，道德的面具和嫖娼的避孕套放在同一个柜台上销售，庄严的口号成为强盗们鲜艳的旗帜。

    这种尖锐的感觉使我变得越来越刻薄，然而我在抽象的刻薄中更多地是将刀尖对准了自己的胸口，妻子的离婚宣言使我最初否定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十五年前我从省化工学校毕业分回到老家县城的农药厂，干了两年多，没拿到一分钱工资，只分了两百二十多瓶农药，农药质量相当糟糕，厂子倒闭后一个老职工自杀，喝了大半斤都没死，抢救过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还不如喝白酒。后来我就卷着铺盖来到了现在居住的这座省会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