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也不知道他是唬我还是真有其事。而且我的权限就是执行，不是决策。回到宿舍，我对石留讲了这事，石留却沉默不语。

    学校有项传统的功课叫早练。每天六点钟起床铃一响，学生要在十五分钟内到操场集合，先在操场操练，再跑步，从学校门口顺着马路沿一直跑到镇上，回来洗脸刷牙再去吃早餐。我做老师时，每天都睡懒觉，有时睡得像个死人，外面天翻地覆也不知道，有时给闹醒了，听到外面一片噪声，很是反感。我做了办公室副主任后，军伐每天都来敲我的门，要我跟他去督导学生操练。这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早知道做主任还有这项福利我就不做了。我站在军伐身边，看着学生一脸痛苦地走着方步，我也跟着痛苦。那时周怡就在队列里对我做鬼脸。她感觉我比她还难受，她就特开心。

    周怡是我老乡。她在武汉长大，后来跟着父母移民深圳。她到学校的第一年没找到机会认识我，所以倍感孤独。这是她自己说的。第二年我开始教她，第一次课我就让学生写自传。写自传有两个目的，一是毕业后要用，一入关人事处就要学生交自传，我是教公文的，学生的自传写不好我要负责任，所以一早就要让他们练，练到毕业时如果还不过关我就劝他回家耕地；二是我有考据癖，特别喜欢考证学生的历史，有的学生很调皮，把过去藏得很深，害得你教了几年书仍然不了解他们，所以必须布置这项功课给他们做，以满足我考据的癖好。当然有的学生很狡猾，他们会把别人的故事拿来讲给你听，如果你不认真考证就会上他们的当。如果认真考证，要做的工作就多了，当然也有意思得多了。周怡的自传写得真是好，我情不自禁地在班上读了，把她吹到了天上。这就为她找我制造了机会。

    晚自习后周怡来我宿舍。她穿了件浅红色的连衣裙，衬得脸上多了点血色，与白天课堂上的苍白对比鲜明。我让她坐在床上，给她泡了杯咖啡。我喜欢喝咖啡，因为苦。这些年我一直把苦当饭吃，所以有一点开心事我就特别快乐。周怡喝了口咖啡，苦得直咋舌，她把杯子搁在床头柜上，不再碰它。我们聊了一会儿闲天，聊了些什么我也不记得了，总之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对面教室的灯已经熄了，周怡起身说，我该走了。周怡走了我就关灯睡觉，一点也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原来大家都以为她失了踪，早把女生宿舍搜了几遍，又派了大批男生去海边寻找。因此周怡从教师楼走下去时，真正体会到了众目睽睽的感觉。那天的事就是这样。后来我跟军伐吵架，跟这件事也有关系。我对军伐历来就颇多意见，因为他老是在我上课时偷偷溜进教室。我不管他到底想干什么，是想监督学生还是想监督我，反正这举动很不文明，是一种不尊重人的表现。但他是领导，我不可能对他破口大骂或者冲上去打他一耳光，我最多就提提意见或者忍气吞声。但这事让我很窝火，一直想找他的晦气。

    有一个雨天，我在南州的宿舍，有一件急事要找周怡。于是我跑到邮局挂电话。那天是周六，学生可以自由活动，大家都躲着军伐，所以军伐很闲得慌，只好猫在传达室听电话。他没听出我的声音，对我说，学生的电话不传。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他不喜欢周怡，因为周怡老跟我亲近，老不买他的账。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这时变得比外面的雨天还糟糕。我在邮局等了半小时，又挂了个电话，叫门卫去叫军伐听。

    我在电话里把军伐臭骂了一顿，他开始还跟我解释，后来就在电话里跟我对骂。这件事后来闹得很大，全校教职员工都知道了，我回到学校就等着领导批评，没想到领导反而升了我的职。领导说，我就是要提拔有个性的人，有个性的人就应该做领导，至于先进人物就继续做先进吧。这样我跟军伐成了拍档，尽管仍然是他领导我，但已经不是原来那种领导关系了。这是一个胜利，当然是一种很尴尬的胜利。我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