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不下去，就当了逃兵。师傅学的是英语，她后来当了外语组的组长，专门审查英语的黄色和反动书籍。她手下有几个兵，专门审查其他语的黄色和反动书籍。这样我和她的距离又拉大了，明眼人都知道，中文小学生都看得懂，英文的小说或专著，别说大学生，研究生也未必能看明白。

    我住在火车站后面。大院门口那条街叫马泰路。我和一个武大的毕业生朱镇住在一起，住在对面的还有几个武大的毕业生。晚饭后我们常在马路上散步，一直走到马路尽头。那里有一条大沟，沟里种满了青菜。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八，今天看来，这钱实在太少了，但当时还不算低。有个以工代干的同事，工作了十几年，也就拿一百七。她拿着工资表把我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对比，心里十分不平，并因此对我很愤怒，好像我是国家制订政策的人，利用职权把她口袋里那份装进自己口袋里了。尽管如此，当时的物价已经在不断地涨，我的工资还不够买青菜吃，所以我和朱镇看到满沟的青菜不免欣喜若狂。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没上市场买过青菜，也不知道市场上的青菜已经涨到几块钱一斤了。一下班我们就顺着马路走向尽头，然后跳进沟里，摘菜。有一件事我们都心知肚明，那就是青菜不会自己整整齐齐地长在沟里，想到这里，我们的动作就会慢下来，慢下来并不意味着停止，我们的工资毕竟不够买青菜吃，而且又没有人来送我们去派出所，所以这项功课还得继续做下去。

    有一天我们太过放纵双手，菜摘多了，吃不了，丢了可惜，我就带回单位给了师傅。师傅说她还没成家，叫我转送别的同事。这样我就养成了给同事送菜的习惯，当然不是每天都送。由于每次送菜时没有造花名册登记，难免挂一漏万，而且送的菜也未必合人家的心意，所以不到一个月我差不多把全科的人都得罪了。得罪最严重的是刘老太。刘老太就是说我身体素质差的那个老太婆，她本来已退休了，但强烈要求返聘，单位只好把她返聘回来。她是专职政工员，管全科的吃喝拉撒和思想动态，由于吃喝拉撒基本上都在家里搞掂了，所以实际上她就管后面那半截。我后来对在印刷品科的工作进行了反省，开始怀疑自己是故意把刘老太给忽略了，这样说来就显得我的心胸很狭隘，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谁对我不好我就对谁不好，这不太像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

    我在大学里混进了党的组织，这使我后来面对党的优秀儿女时感到很惭愧。刘老太每次开我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时对我这种人能够混进党的组织感到很愤怒，对此我也毫无办法。我大学时的政治辅导员是我的老乡，他每隔几个星期就要我写一份思想汇报，然后就把我塞进了党的队伍。我后来一直想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譬如说领导上让我教书，我尽管不愿意，还是会按时去上课，学生不听我讲课，自己在下面安排节目，只要不影响他人，我也不会太过为难他，而且我绝对会把课时上满，连半分钟的水都不会缩。这一点领导上派人考察过，证明我是个诚实的人。我实际上本质并不坏，只是有时难免会放纵一下自己。刘老太一点也不考虑我的这段心路历程，在她看来，我每项活动都是针对她的。这样我的处境相对其他人来说就要悲惨得多。譬如说我有个脱痔的怪毛病，三天两头，这位痔兄就要探出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每次大解难免会花点时间来敷衍它，蹲厕所的时间就很难确定，有时长，有时短，最长超过三小时，站起来两眼发黑，一头栽倒在地。这个悲惨的故事不能老挂在嘴边逢人就说，不知底细的同事对我老占着茅坑就有些意见，心地好点的人说我有恋厕癖，心地坏的人说我偷懒。刘老太就不是说不说的问题，她恨不得杀了我。这老太婆泌尿系统有毛病，她那尿不受小脑控制，有时一上午拉不了一泡尿，有时一小时要拉几泡，我占着茅坑就等于戕害她的